二、文化书法的一脉双流：中国书法文化的体系价值与文化特征，是书法长盛不衰、泽被绵延的优势所在。
客观考察，中国书法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竭，是与中华文化从未“断流”相一致的，历史上，书法从来具有其相对准确且稳固的性质特征、根本精神、功能定位，一如上述。无论从汉字发展还是书法延续的角度看，都是如此。一是以书帖临习和师承为手段的学习方式，二是以文人书法为大统的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其间，结体、用笔、章法或会新变，点、线、面、黑、白、灰的运用或会新创，特色、风格、流派或会新出，但上述两点，一直具有稳定或超稳定性。清代的书法变局源于一个“碑”字，这是其表，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清代的文字狱等大生态带来的学术文化界的变化、士人心态的变化，讳今避今而复古崇古的思潮大盛，托古言事、借古喻志成了文士的唯一通道。史学、考据学、朴学、金石学大行其道，考据的对象细分空前，书法当然也裹挟其中，突出表现便是“碑学”大盛，杂以“民间”意识的出现。毫无疑问，这种时事、学术杂糅一体思潮，既符合当时士人的实际情形，又契合他们的价值取向、学术取向和审美取向，比如对于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来说，另一方面，也是书法久而求变、久而生变的时代必然，有其深刻的时代逻辑和专业逻辑。自此，碑学鼎兴，乃至绵延至今。由此产生的碑、帖之争，由此生发的孰优孰劣相较，由此出现的何为复古主体争议，由此也提出我们立论的文人为主线的文化书法价值意义，该如何认识？
其一，如何总体评估碑书价值。有清一代，论及碑书的书家、书法批评家大都是碑书的粉丝、拥趸，从傅山之大赞汉碑隶书的朴拙、自然、天趣，到陈奕禧、何焯对北碑的激赏，阮元对南北碑书分派的研究，直至康有为试图成系统地为碑、碑书树碑立传，无不如此。从文化复古、追求传统书法的谱系和精神价值角度看，特别是从丰富发展书法生态的角度看，清季碑学兴起，功在千秋，从此，碑、帖一起，比肩、批量进入中国书法史的大雅之堂，从此，书法中国愈益丰满厚重。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当时事情绪压倒性地泄入或渗入书事，当矫枉过正成了时尚，当崇碑并抑帖、卑唐并举，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摧裂着、颠覆着文化书法的传统。
其二，书学研究的泛时政化、形而上学化、情绪化随着尊碑而出现，一定程度上抑制和破坏着书法发展和文化书法精神延续。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充满才气和学术识见，但正如众多论家所言，其中存在着较明显的考据不足、学术准备不足还有书法创作实践及书法研究功底不足的弊端，颇有硬伤。而泛时政化、情绪化又推波助澜地使之提出“抑帖”“卑唐”，失却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精神，导致片面性，以至于导致一种言必尊碑、逢碑必尊的盲从风气，以及对“无名氏”们的盲目礼赞。⑥ 说到对“民间”书者的礼赞，不能不提傅山。傅山在中国书法史上占领一席之地，毋庸置疑，但是，他在泛政治化、非专业化、情绪化及形而上学化上，同样未能“免俗”，包括他的著名的“四宁四毋”说，一样有其疵误，同样受到批评家的诟病与批评。⑦
其三，碑书与帖书，碑学与帖学，文士与民间，知名与无名，等等之间，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还是主流与支流？是只有一条主线，还是有两条或多条主线？这是考察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关键，也是本文所立论的以文人书法为主线的文化书法史的关键。在康有为等论者看来，这是判然有别的，因此他们才会有尊碑而抑帖、卑唐以及“宁……毋……”公式的出炉。而认真检索中国历代书法发展的线索，我们会十分清晰地发现，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各个层面上，都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在起主导、主流作用。帖书、帖学自不必说，皇家、文士书法实践自不必说，上文我们已然讨论。碑书、碑学，这是又一关键。一是由于年代湮迹，一是由于碑不署名，于是便有了许多不确定、不清晰、不明白。首先是碑书之总体上的刚劲雄强，跃入眼帘，的确给习惯了帖书的眼睛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冲击传统审美感受，一新风格，一新耳目，于是尊北碑、尊魏碑，尊汉碑、尊古碑，但细细考察，一些草蛇灰线便会逐渐淡出、定格。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首先，碑之南北派之分牵强，南碑北碑并无明确的不同师承，总体而言它们都合乎传统中国书法大统；其次，碑因契刻而棱角分明，乃至雄健刚毅，又因时光之手，而染康氏等所激赏之古趣，因熔铸而古朴、而表象异于帖书的金文同理，换言之，金石材料等的使用不同，也会造就观感、审美之别；再次，深入一步，碑书作者也并非一定是籍籍无名的草莽小民，无名并非“无名”。有传说有记载的首推李斯，刻石记碑，史上白纸黑字称祖其人，对此故实虽有讨论，但其中揭示的规律分明。李斯当然是高官高士，而最早的碑书就烙上文人书法印记。李斯没有落款署名，世代相袭，中国的碑书，不管是记功叙绩，还是悼亡追诔，大多不署书家姓名。但契刻书写的脉络、传统是清晰的，蕴含的逻辑是清晰的，这就是其中的文士的隐约而确定的身影。皇家、官家、巨商大贾们的各种碑刻，当然是各级各路文士手笔，即使民间，一样会延请当地最具文士资格身份者操刀执笔。历史上，韩愈是一位墓志铭文稿的好撰稿，试想，韩愈之文，会随便交由什么人去书写契刻吗？同样，清人一力推崇的若干佛经、佛事碑书的书写契刻，会让随便什么信众去做吗？唐楷几位大家，不少都留下著名碑刻书迹，如颜真卿的《颜家庙碑》然。事实上，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张怀瓘《书断》所记书家，不是帝王，就是士人，否则绝无可能入其法眼，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古之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逸士者，民间山野文人之谓也。⑧ 这些年追寻“大院”成热，我们看看南北各路“大院”，无论是北之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还是江浙皖等南之大院，闽南古宅大院，其中留下的刻、写书迹，都或出之官身，或是当地文士之手。江南园林亦然。因此可以说，碑书之所以有价值，其书家必是“高士”“逸士”，必是时之书家、时地之书家。因此我们说，中国书法，无论帖书还是碑书，都是文士书作，都是文化书作。
有一点需要再三强调，古之文士，善书者，必是善读者，乃至饱学之士。书法是随同四书五经、策论文章配套的重要技能，同时也是修养，是人文底蕴。看看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书法大家大师，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书家”，李斯、王羲之如此，颜欧柳赵如此，张旭怀素等也是如此，他们或官或士，或僧或道，但骨子里有一共性：都是文人，他们的书法，都是文士书法，都是文化书法逻辑链条上各自闪光的一环。
还有一个考察纬度是书法品藻评骘。我们会发现，数千年书法批评史上，书法品评、书法美学的标准几乎是一把尺子，即同一套话语体系。品人如此，品书亦然。“五品”也好，“九品”也罢，评帖也好，品碑也罢，皇家也好，士人也罢，都在说相同的话，即，都在熟用同一套文士们的书法观、艺术观，还有价值观、社会观。法、理、格、度、势、象、意，神、精、气、骨、筋、肉、血、脉、形、质、情、性，刚、强、雄、毅、能、力、浓、雅、工、功，柔、美、媚、妙、佳、淡、逸、散、润、和、熟、生、韵，如此等等，有人说是中国思维的发散式所致，也有人说，这是东方宇宙观广大包容所致，我看都是，都是在中国文人的思路里腾挪踢跃，都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的招数、路数。即如傅山、康有为之属，政治话语、家国道统有时影响他们的艺术评判，但往往激进昂奋其表其外，文化文脉其里其内。看看他们的书作和书法评论、理论，当会一目了然，深嵌在骨髓里的文人气、文人味时时呼之欲出。这，就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的精气神所在、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承认并尊重纯技法成就的大家名家，承认并尊重民间有高手，但是，我们要说，一般而言，靠纯技术可以成为大匠，但难成大家大师，大匠也会成为大师，条件便是一个“文”字。没有文化素养、教养、学养的技术派，底蕴不足，驾驭书法结体、用笔、章法布局也许可以，但驾驭“字外功”、“字外艺”、“字外义”时定会捉襟见肘，露出本相。同样，极少数就是极少数，个案就是个案，个案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几千年中，民间当然会出现史所未载的书法人才甚或天才，但绝不足以比肩、抗衡文士书法，不会动摇这一基本架构。这是中国文化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先秦散文必非诸子莫属，汉赋必称杨雄司马相如，骚必屈原，而唐诗李杜，宋词苏柳，如此等等，就是那么一些文人，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座文化高原、文化高峰。这是铁的事实，世所公认。书法亦然。中国书法史的主流，就是本文一直在说的文人书法、文化书法，舍此无他，这也是铁的事实，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彻底揭盖的、少人言说的秘密，没有必要避讳，是打开天窗的时候了。这样做，不仅利好书法发展，对发展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更大有裨益。一句话，崇碑可，贬帖不可，卑唐不可；讳言文人书法、文化书法为标志的中国书法主流价值断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