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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书法的复兴之价值意义

2018年10月31日 20:36:1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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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文化,特别是以文化书法为基石为根本的中国书法文化,以文人书法为大背景、主色调、总基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书法、中国书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汉字不书法,无文人不书法,无文化不书法,这些关键词和重要判断,构成中国书法的核心成分。

  关于文化书法,不少论者曾有讨论,演绎、解说或嫌吉光片羽,或有不着要领,当然,其中的闪光点十分重要、堪作参鉴。而本文则旗帜鲜明聚焦两个“核心”并展开讨论:其一,文化书法滥觞于文人书法、归流于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是文化书法的核心所在;其二,以文人书法为核心的文化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是中国书法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对内有力发展繁荣中国书法、对外有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

  文/孙月沐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文化,特别是,本文认为,以文化书法为基石为根本的中国书法文化,以文人书法为大背景、主色调、总基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书法、中国书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文化书法,不少论者曾有讨论,演绎、解说或嫌吉光片羽,或有不着要领,当然,其中的闪光点十分重要、堪作参鉴。而本文则聚焦两个“核心”并展开讨论:其一,文化书法滥觞于文人书法、归流于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是文化书法的核心所在;其二,以文人书法为核心的文化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是中国书法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对内有力发展繁荣中国书法、对外有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

  梁启超、林语堂等文化通家在近百年前对中国书法就有明确的价值判断。① 梁启超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这里的“写字”即“书法”。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说:“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的所代表的观念看作是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近百年后,我们也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和坚定认同梁、林二位先生的这些价值判断,因为我们又有了近百年的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探索,更加明晰了书法的价值所在;同时,随着书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包括书法业界、书法理论研究界、文化界,也在发出更深刻的诘问:什么是中国书法精神?什么是中国书法文化?进而诘问:何谓文化书法?文化书法价值何在?

  而在百年前,与梁启超齐名并称的康有为,在其著名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尊碑、抑帖、“卑唐”等主张,他与其他先后几位书家、书法研究家如傅山等一起,推动形成一种言必称碑、逢碑必从,进而形成一种崇“碑学”抑“帖学”、厚“古”薄“今”特别是鄙薄唐代以来相当长时间的主流书法实践的思潮。流风所及,直至当下,在碑与帖、文士与民间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甚至形成是非颠倒的语境。我们认为,是到了坐下来冷静客观地研究乃至拨乱反正,还中国书法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一、中国书法本质特征与根本精神: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及由此产生的中国书法文化和文明,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书法,朴素而神奇,平凡而伟大,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说其平凡、朴素,是因为汉字同其他文字一样,起着记载人类语言的实用功能,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说其神秘、伟大,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方块字的书写中,产生了独特的中国书法艺术。这一点,已为业界普遍认同,② 其音指、意指合一,其图像、音像合一,其毛笔、墨、宣纸的特别,其多方向、多形态的笔划特征,种种成就了中国书法的艺术生成和艺术发展,这是其他各种文字难以企及也无法比拟的,以至于“书法”一词已经成了“中国书法”的专属称谓,这也是中国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受当今世界承认、看重并喜爱的原因。换言之,无汉字不书法。汉字,从出生那天起,应用中就具有了天然的“文”的禀赋与特色、特征、特性,就具有了文之纹饰与文饰、文之文学文艺文化的秉性。不仅如些,除以上形式载体的禀赋而外,还有载体承载的内容,同样神奇地使字与文紧密相连,这就是汉文言的“文”与“言”的一致与分离。文言文,在书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书法作品,都以文言内容为主,而文言的典雅、凝炼、文化味,表情达意的既简洁明快又意蕴丰富,既确定凿实又有着足够的甚至广袤的想象空间,这些都搭设了中国书法走向独特而伟大的书法艺术的津梁。

  正缘汉字、“汉书”即中国书法的上述禀赋与神奇,因而,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古之六艺,“书”赫然其中,尽管有一个缓慢的从“汉字”到“汉书”的过程,但在发展中已十分明确地从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体系建设角度,奠定了书法、书艺的重要位置,逾几千年未泯。从上古传说并由官方记载了的仓颉造字到秦之丞相李斯书碑,前者也许还是在说“字”而后者则直指“书法”。自此,皇家书法,皇家书艺,皇家书法选才,皇家品评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不可忽视、应当高度重视的一脉。汉唐盛世也好,衰季末世也罢,一票帝皇贵胄玩书法、学书法,直至迷书法、爱书法,代不乏人,甚至出现了宋徽宗赵佶创造“瘦金体”这样的重大皇家书法实践、书艺创新,出现了唐太宗、有清多位皇帝这样的皇室收藏大家、编纂出版大家,出现了康熙皇帝这样的批量生产书法作品的皇上,出现了以书法取仕的制度安排。这当然是最重要的最不应无视的导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名句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书法亦如是。其中对于中国书法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导向、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他们不仅创作书法,还研究书法、引导书法趣味指向,不仅重字、重书,还重其“义”、“理”、“意”、“趣”、“味”,重视书法承载的或显性或隐性、或标明或喻指的字外、书外意蕴。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在官方那里,书法是和教化、统治、社会管理、民心民情民意导引等等连在一起的;同时,皇家、官方重书法,重书法之艺、之术,不管他们有心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社会风尚养成,也是毫无疑义的。

  就书法来说,从写、刻到技、艺、法,从来都深深烙着“文”的印记,换言之,它一直有着与生俱来的高门槛,具有“文”、“雅”、“贵”即当下俗称的“高大上”的属性。因此,必须明确的是,书法是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无须避讳的,正如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的贵族、绅士、淑女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样,唯物去看,就不会大惊小怪,不必以庸俗社会学律之。

  书法之“文”,首先表现在载体的掌握。识字是书法的最初始的基本条件,而“识字断文”恰是长期中国历史社会区别文野的一个标志。只有能“识”,而后才有能“书”,而后才有能“文”。从书法角度说,扫盲不仅是扫“字盲”,更要扫“书盲”“艺盲”,更重要的是要扫“文盲”、文化之盲。从书法角度说,指出这一条可能比较残酷,即书法这玩意,严格说来,总体说来,从来不是乡野白丁的事情。

  这就说到文士。文士,是书法的主体力量,骨干、中坚力量,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若从这个角度说,书法有“民间”吗?或者说,有“底层”吗?有“群众、大众创造”吗?真的值得认真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考察并结论。如前所述,官府层面,用的书法人士肯定是文士,史上多有关于“史官作册”、“书吏”、“书科”的记载。这一点,一部书法史记录得一目了然。李斯、钟张、二王、颜欧柳赵、苏黄米蔡,如此等等,哪个不是官身?哪个不是文士甚至大文学家文艺家?即如郑燮,即如徐渭,即如傅山、金农,有的真的是七品芝麻官,有的干脆终身未仕布衣至老,但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文士。

  高门槛、高文化、高素养、专业化、身份感,无汉字不书法,无文人不书法,无文化不书法,这些关键词和重要判断,构成中国书法的核心成分。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建立在文人书法基础之上的文化书法史。这,正是本文要反复强调并明确的。

  这里要特别多说说高文化与高素养。考诸书法史和书法批评史,有一条主线,那便是书法与为人,那便是书法体现的人文精神所主导与濡染其中的艺术精神。十分强调载道言志、表情达意的载体功能的同时,十分强调作者的“书卷气”即文化和知识储备、文化感觉和文化情怀,十分强调书法作者的人品、人格,强调学养、教养、素养,强调书学书品与人格挂钩,“书为心画”③,强调“作字先作人”④。因此,高高标举颜真卿等“大忠大义”者,而对赵孟頫、王铎等“贰臣”之类行为“污迹”者每有贬、砭,乃至责之甚苛。同时,更重要的,如果说,关于将政治理想、官方意识形态与书法直接对应,是一些儒学儒家书家、书法批评家所特别强调外,而关于学养、素养之于书法,恰是史上各家各说、各门各派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的,只不过有时格外注意结合书艺、书道、书法创作规律本身罢了。关于这方面的史上论述多见,兹不一一。而这里仅以一般认为“文人书法”的代表人物苏轼为例,他和黄庭坚实在是学养派、素质派,“苏轼很关注书写者的学养、人格精神之于书法品格的重要性。此一议题也是文人书法精神的核心内容。”⑤其实,这也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书法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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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