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的日日夜夜
1949年9月23日，刚刚开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几天，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碑处”来了几位来自政协的客人，提出要刻一块碑，大约一百多个字。但有两个要求，一是赶9月30日前必须完成，二是因为碑文是中央领导亲自撰写的，必须保证质量。
当时陈光铭的父亲陈志敬还不知道这块碑要做什么用，但隐隐觉得是个光荣的任务，便应承了下来。但这一应承，其实顶着巨大的压力：按照碑刻艺人的惯例，一人一天刻不了10个字，连选料、加工带摹刻，这几乎是将近一个月的工作量，一周时间着实紧张。
事不宜迟，陈家人连夜干起来，来不及选料，只好把家中一块旧碑石磨平、磨光，母亲、哥哥和年仅十岁的陈光铭也都全部上阵。第二天，碑文送来了，内容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几段文字，人们后来都极为熟悉——1958年，这座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成为首都北京的一道风景。而“陈云亭镌碑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匆匆接的活儿，是刻一个它的奠基碑，用于9月30日的奠基典礼。琉璃厂陈家，由此成为第一个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文字的普通人家。
时间紧迫，父亲陈志敬和二伯陈志信两个人伏在碑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哥哥累了弟弟上，弟弟累了换哥哥，歇人不歇马，直到29日晚上，终于顺利完成了。9月30日清晨，父亲借了一个街坊的板车，把刻好的碑装进去。又怕在路上磕碰坏，还专门从家里拿出一条被子，裹在石碑上。30日下午6时，奠基仪式正式开始，毛主席宣读了碑文，并和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第二年，陈光铭有一次和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玩，在千步廊墙根底下，看见了这块无比熟悉的奠基碑。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它，再也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
1998年退休后，陈光铭动了念头，想重新寻找这块对陈家来说意义重大的奠基碑。找了好些年、好多个地方，终于在北京档案馆找到了一册1953年印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手册》，里面有一张奠基碑的拓片影印件。他想复印一张带走，但按照档案馆的规定，复印这张影印件需要200元，相当于当时他半个月的退休金，只好遗憾作罢。
但这还是给陈光铭留了一条线索。他想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他们所在的清华大学或许也有这本设计手册。于是，他前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但一开始，学院的工作人员也没能找到。情急之下，他想起了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请求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问林洙。林洙当时已将近80岁，肯定地说有，并清楚地说出在资料室的哪个资料柜第几层内。按图索骥，果然在那里。这里复印一张只需5角钱，陈光铭喜不自禁，复印了好几张。
对照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拓片上的文字有细微的差异。首先，碑文的标题由“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其次，落款处将“（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敬立”改作“建立”。
陈光铭将这张珍贵的拓片仔细地装在一个透明的封套里。奠基碑依然杳无踪迹，但这张拓片，为他的追寻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但足以令人欣慰的句号。
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筹拍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安街》。编导毕琼找到陈光铭，让他“出演”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的角色。短短一分钟的镜头，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拍成。影片中的光披拂着历史的温润质感，陈光铭戴着黑框眼镜，着一身蓝长褂，手中的凿子和拍子正以他最熟悉的姿势在碑面上游走着。他扮演的是当年他的父亲陈志敬，或者也可以说，是陈家每一位刻碑匠人。
最后一件作品
“陈云亭镌碑处”的最后一件作品，是广渠门内的袁崇焕祠碑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手工刻碑的需求越来越少，没了活计，父亲陈志敬只好转了行，去印刷厂铸铅字。虽然“陈云亭镌碑处”的匾额还在，但早已经不刻碑了。
陈光铭记得清楚，1952年的一天，一位老先生登门找陈志敬。当时他才13岁，留着看家，对老先生说父亲去印刷厂了，现在给人做临时工。老先生说，不行，你得去把他找回来。陈光铭连忙跑到厂里叫回父亲，老先生随后对父亲说：“我这个碑文绝不能拿给石匠去刻，你就是退了印刷厂的活儿，也要回来刻这个碑文，按艺术品来加工。
这位老先生，正是擅长书画的名士叶恭绰。拿来的碑文，便是由李济深撰文、叶先生书丹的《重修明督师袁崇焕墓碑记》。叶先生熟悉京城碑刻技艺，以前写的碑文都要送到琉璃厂找碑刻艺人镌刻，而今陈家是惟一一家用传统工艺镌刻碑文的了，难怪他如此心切。
后来，陈光铭才了解到，当年按照北京市政建设，市区内的坟墓全部要迁往郊区。李济深、章士钊、柳亚子和叶恭绰四位老先生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对袁崇焕祠墓给予保护，以教育后人。毛主席批示北京市长彭真，表示尊重老先生们的意见，袁崇焕墓方才保留下来。陈志敬被叶先生的一番真情打动，退掉了印刷厂的活儿，回到家里，完成了这块碑记的镌刻任务。
“这既是父亲的收官之作，也是陈云亭镌碑处的收官之作，也是琉璃厂碑刻艺术的收官之作。”陈光铭感叹道。
困于手工碑刻式微，陈志敬并未把手艺传给儿子，这门祖传的技艺就此断了。这当然脱离不了时代的原因。和机器刻碑相比，精雕细刻的手工刻碑工期又慢、成本又高，渐渐难以生存。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在历史上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家、达官贵人，无法进入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常需求。而刻碑匠人只能“来件加工”，需求没了，行业自然也就没了。
作为大名鼎鼎的“陈云亭镌碑处”的后人，陈光铭对此颇为遗憾，但他也深知，时代向前，这一行很难复兴。“我想我能把过去手工碑刻是怎么干的，留给后人就可以了。如果不留，后人都不知道北京那么多碑过去是怎么刻的。
这些年，他受邀在北京许多的博物馆和社区对公众讲过琉璃厂碑刻艺术和历史。令他骄傲的是，“这个只有我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