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亭双钩勒石作品《针砭铜人图》（现藏中医研究院针灸博物馆）
■张玉瑶
78岁的工厂退休职工陈光铭是个普通人，却有个十分不普通的家族和身世。
1939年11月，陈光铭出生在京城琉璃厂261号的“陈云亭镌碑处”。这琉璃厂的陈家，是赫赫有名的碑刻世家，从他的曾祖父陈仁山，到祖父陈云亭，再到伯父陈志忠、陈志信以及父亲陈志敬，三代人从事了八十年的手工碑刻。
祖辈和父辈早已逝去了，但陈家留给北京的东西依然在——天然顽石，经由巧匠之手，一刀一凿而成为艺术品，铿然散落在这座古城各处，汇入其文化底色，也拓印出它的历史。陶然亭公园的赛金花墓碑（由碑刻名家李月庭转交）、袁崇焕祠的重修墓碑、景山公园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关岳庙（现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历代军事家传赞碑、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行健会碑……这些都是陈家的作品，如大地文章，从磨不灭的字迹和刀锋中，见北京的种种风貌与气色。而最富有时代意义的，当属陈光铭的父亲陈志敬赶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刻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
可惜如同其他诸种消逝在时光中的老手艺一样，手工碑刻工艺也随着“陈云亭镌碑处”的关张、匠人的故去或转行而湮灭。和机器相比，一刀一凿的手艺显得太“慢”了，但普通人陈光铭也无法扭转和改变这越来越快的时代。然而他希望，至少能让后人知道这个行当曾经存在过、知道那些匠人们曾经是怎样工作的。
退休后，陈光铭一边发挥余热在首都博物馆和恭王府做志愿者，讲述“碑刻世家”的工艺和故事，一边也努力了却一桩心事，就是追寻家族的“碑记”，尤其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的下落。这是牵连起这个老人、这个家族和北京城的纽带，不唯是精神的，也是实质的。
琉璃厂有个“陈云亭镌碑处”
在金台北街的家里，陈光铭一角一角地揭开一方黄色绸巾，“图穷匕见”，露出三件令人陌生的工具。每一件都不大，呈玄铁色，拿在手里却都沉甸甸，极有分量。这是父亲陈志敬留给他的刻碑工具。陈光铭认真地在每一件上贴了标签，锋刃呈方头的是“凿子”，呈细头的是“针凿”，通身扁平的是“拍子”。
用来对抗高大而坚硬的石碑的，竟是如此简单质朴的器具，着实令人有些意外。但陈光铭说，这便是全部了，有这三样就足以工作。“是这样的——”他演示起来，左手握着凿子，锋刃朝下，右手则拿着拍子，轻轻敲击凿子的顶端，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凿子和拍子配合着，靠手的力量，沿着一条直线向左行进，仿佛在空气里刻出一个稳稳的横。至于针凿，则是用于刻出最细微的笔画末端。
三样工具被曾经的主人摩挲得光滑，显出一种沧桑。陈家几代人的历史，也这般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陈光铭的曾祖父叫陈仁山，祖籍河北，1874年到北京，落户琉璃厂。琉璃厂，这个如今所称的“古文化街”，当时却是京城乃至全国碑刻艺术的圭臬所在。这一渊源可以溯至清乾隆十二年（1747），当时朝廷为编刻《三希堂法帖》，从全国各地层层选拔来了众多掌握摹、刻、拓工艺的碑刻艺人，来京从事这项巨大的工程。《三希堂法帖》凡刻石495方计9万余字，历时五年，部分碑刻艺人完成任务后，留在了其时文化产业发达的琉璃厂，成了琉璃厂碑刻艺术的渊薮。
陈仁山将手艺传给了儿子陈云亭，陈云亭则青出于蓝，在清末民初之际，于东琉璃厂路南261号挂起了“陈云亭镌碑处”的牌匾，匾上的字还是由清末翰林爱新觉罗·宝熙题写的。陈云亭又把手艺传给了三个儿子、两个内侄和两个徒弟，是这个碑刻世家承上启下的人物。
陈光铭小心地取出一幅名为“针砭铜人图”的石刻拓片，字迹清晰，字体端秀清丽，落款处标明“光绪丁未年（1907）十一月朔 北京陈云亭双钩勒石”的字样。不唯文字，还有人体前后左右四面的穴位图，皆脉络清晰。石碑上有清朝官吏的署名，陈光铭猜想，大概极有可能是为清朝皇家太医院刻的。这是他发现的陈家最早的石刻作品，当时祖父陈云亭才22岁，就已经在京城碑刻业创出名气了。他在一本北京图书馆（现国图）馆藏北京地区拓片目录的精装书里，看到许多页都有祖父陈云亭的名字，感到颇为骄傲。
民国初年，琉璃厂先后有过四家有名的碑刻店铺，除了“陈云亭镌碑处”，还有龙云斋、翰茂斋、文楷斋三家。可惜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战争影响，其余三家均关门歇业，惟陈家还维持营业。而到了1954年，传了两代、硕果仅存的“陈云亭镌碑处”，也因没有了活源而被迫停业。
“打那以后，现在京城能按传统手工技艺刻碑的人几乎没有了。”陈光铭想起来难免伤感。他曾在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碑处”度过了漫长的童年，也伴随和目睹了它的消失以及一种技艺的萧条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