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风高士图 明 文伯仁 绘
岑参的半生戎马
与卢照邻有些相似，岑参亦是名门望族之后。其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一朝的功臣，伯祖父岑长倩是高宗朝的能臣，伯父岑羲在睿宗朝亦是高官。但伯祖父因事被杀，其五子都被赐死，家破，岑氏亲族数十人被流徙。岑参的父亲岑植曾经作过仙州（今属河南）和晋州（今属山西）的刺史，但不幸很早就去世。
岑参的一生也多在游历。父亲在世时，不满十岁的岑参就随父亲从仙州转任晋州，父亲早逝，岑参留在晋州。直至开元十七年（729）才移居嵩阳（今河南登封市），不久又移居颍阳（河南登封市西南）。
二十岁，岑参怀着一名累世公卿之世家子弟该有的抱负来到都城长安。彼时文人通常带着自己的作品前来，献书求官。李白就曾因被当时的文坛领袖贺知章夸赞为“谪仙人”而声名大噪，登堂入室。岑参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求仕未成，岑参在黄河以北的地区继续游历。在一次送别王昌龄的时候，岑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潜虬且深蟠，黄鹤飞未晚……”
愁苦、不受赏识、清淡平朴，这时的岑参是一个发着牢骚的年轻诗人。纵然文才过硬，但仍未受垂青，直至天宝年间。天宝年号的启用，似乎预示着十余年后国运的转折，也预示着岑参的人生将要转折——天宝三年，岑参进士及第。在此之前，岑参写下了总结其人生经历的《感旧赋》：
“东海之水化为田，北溟之鱼飞上天。城有时而复，陵有时而迁，理固常矣，人亦其然……已矣夫！世路崎岖，孰为后图？岂无畴日之光荣，何今人之弃予。……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此赋之中不难看出，纵然怀才不遇，但是岑参却没有放弃。纵然世人不看好，但他依然相信，自己定会有功成之日。
进士及第，曾经的清平少年成了军官，两度随军，累任安西、关西节度判官。很大程度上，随军经历让岑参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中既有“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的政治抱负，也有“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现实追求。从军经历也改变了岑参的文风，同是送别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显得更为壮阔雄浑：“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当曾经的穷巷寒灯变成了角弓铁衣，当“北风吹微雪”变成了“北风卷地白草折”，大家都能意识到，岑参蜕变了，变得更为雄壮、硬朗。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其时岑参正在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中，最开始他也抱着“时命难自知，功业岂暂忘”的功业之心，希望能够平定战乱。但由于国家日益混乱，每况愈下，岑参也渐渐失去了锐气。在行军途中，他开始怀念起长安的生活来。那日恰逢重阳，这样的情感更为浓烈。从东进勤王，到途中生出了柔软的悲伤，都体现在岑参的诗中。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云：“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隐居南山的元亮先生（陶渊明）还有朋友为其送来重阳所饮的酒水，而在这四战之地，在这破碎山河之间，又有谁为岑参送来薄酒暖身呢？纵然强自登高，只不过是徒添悲伤罢了。遥想那故园的菊花，遥想当年赏菊之地，却成了战场，破败难言。
独身、登高、焦土、黄菊。怀想？悲矣！
岑参命运的短暂上扬随着国运下行戛然而止，纵使后任嘉州刺史，又入肃宗从龙之臣杜鸿渐幕府，但终被罢免。罢官之后，岑参东归长安不成，寓居蜀地，最终客死他乡。
杜甫的漂泊前半生
登临之作，当然不可忽略杜甫的《登高》。所谓“万里悲秋常作客”，恰恰是杜甫一生的缩影——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游历，这其中有主动为之的游历，亦有为避祸而出走。也许是巧合，也许有因果，正是这一生羁旅的所见所感，催生了杜甫的佳作，客观上成就了杜甫。
唐先天元年（712），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一书香人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唐早期的著名诗人。在杜甫幼年之时，他曾随家人游于郾城（今属河南省漯河市），在这里他看到了彼时第一舞者公孙大娘舞剑。这段经历给杜甫留下了深刻印象。四十余年后，客居夔州的杜甫看到了李十二娘舞剑，便勾起了他幼年时的观看记忆——李十二娘正是公孙大娘的弟子。
四十多年后的杜甫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在序中这样评价他记忆深处的那场剑舞：“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孙大娘的剑舞给了幼年杜甫以审美的启迪。
天宝五年（746），35岁的杜甫前去首都长安。几年后，杜甫终于有了官职：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向朝廷献上了《三大礼赋》。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唐玄宗看到杜甫所上《三大礼赋》以为甚是奇特，于是命集贤院考察杜甫的文学才能。杜甫文才当然甚好，最终获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做了官，杜甫的游历轨迹就不能全凭自己决定了，其人生也发生了转折。第二年十一月，安禄山叛乱。此前天灾，杜甫将自己的家人安置在了局势相对稳定的奉先。之后一年五月，杜甫自长安出发，赴奉先。杜甫根据自己一路所见，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抵达奉先之后不久，叛军亦抵近奉先，迫使杜甫携一家老小北上。
天宝十五年六月，唐玄宗西狩蜀中，杜鸿渐等迎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杜甫听说此事，振奋心情北上。但在途中为叛军所俘，被押赴长安。至德二年（757）二月，肃宗将行在迁至凤翔（今陕西）。四月，杜甫从长安出逃至凤翔，拜谒肃宗，获授左拾遗一职，负责进谏和举荐。这一职位虽然品级不高，但却重要。杜甫却热爱此职，他感觉自己找到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途径。他恐怕不知道，这要职扳动了他的人生道口。
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琯（音管）率军同安史叛军大战于陈陶斜（位于长安西北）、武功县（今陕西咸阳），两战死伤四万余人，惨败。第二年五月，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营救房琯，这“分内”工作，却因“直言”而触怒了肃宗。虽然免去死罪，但杜甫却被贬官往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此后杜甫再也没有回过长安。乾元二年（759）49岁的杜甫决定弃官，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成都。
从蜀中颐养到人生终点
天府之国算得上杜甫历经人生波折后的颐养之地，在这里做官的故交好友如严武、高适等人对杜甫多有照应：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向朝廷上表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节度参谋是职务，检校工部员外郎则是级别，赐绯鱼袋是杜甫的荣耀。赐，表示这个绯鱼袋经由皇帝亲自授予。这是杜甫一生中最高的官职级别，而皇帝亲自赐予的绯鱼袋也可显示恩宠，后世所称的“杜工部”称号因此而得。杜甫作为严武幕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在四川的这段日子也多乐游。
好景总不长，永泰元年四月，严武病逝。其他好友也早已经调任或离世，杜甫失去了在蜀中最后的挂念和依靠，于是匆匆携带家眷买舟南下，离开成都，为自己五年客居成都的生活画上句号。
大历元年（766），杜甫移居夔州（今属重庆奉节，三峡腹地），一直居住到大历三年（768）。大历二年（767）重阳，杜甫登高，写下了《九日》五首。其一这样写道：“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登高赏菊本是风雅高兴之事，但是因为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杜甫似乎已经产生了倦怠之心。登高而见的盛景似乎也难以提起杜甫的兴致：
故友们相继离世，杯中有酒也只能独酌。在战乱中常年漂泊，身体健康堪忧。无酒？亦无兴致赏菊了，那菊花，也不必开了吧！日头刚落，那猿猴就开始哀鸣，故国的大雁也飞来了，这难道是我同北方故地的唯一联系了？这鸿雁能为我带来亲人的音信么？我的亲人们啊，天涯飘零，都在何处？这眼前的百战河山支离破碎，罢了罢了，怕是催我快些离开这人世吧！
也许是预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向尽头，杜甫打算回乡。大历三年正月中旬，杜甫乘船离开夔州，顺江而下，驶出三峡。大历四年，杜甫确定要在秋天开启回乡的旅程。这段时间，他走走停停于湘潭与周边的名胜之间，辗转家乡。秋冬之际，在从潭州（今属湖南）到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路上，杜甫病逝于舟中，此前的《九日》组诗似乎真成了杜甫人生的谶纬之言。（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