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
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根据图中瓮城的形状、城门的方向和城内露出的塔尖判断，这应该是阜成门。从北京城里前往圆明园通常是经西直门，使团应该没有经过阜成门。亚历山大笔下的这座北京城门被后人无数次翻刻，成为西方人眼里北京城门的标准像。
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内，英国皇室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摆放在正大光明殿内。对比乾隆宫廷画师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正大光明殿的形制和环境都相一致。
秦风西洋版画馆提供
记者 黄加佳
最近，清宫宫斗戏轮番上演，乾隆皇帝成了霸屏男主角。其实，两百多年来乾隆皇帝一直是人们戏说的对象，有关他的八卦野史迭出，而真实的乾隆皇帝，却渐渐变得漫漶。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见到了乾隆，领略了“乾隆盛世”。使节团成员留下的许多珍贵见闻实录，也许有裨于人们一窥乾隆皇帝和他所处的时代。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王朝，乾隆末期大清王朝衰象显现。马戛尔尼使团对此有着深切的认知。几十年后，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策动者之一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一个成员——尽管他随团出访大清时还是个孩子。
到中国去
1792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收到两广总督的奏折。奏折中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要遣使来华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可是当时乾隆已经八十二岁了。为了说明情况，两广总督将英国人的书信翻译成中文附在奏折后面。信中写道：
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人永远相好。
据学者考证，这封言辞恭顺的信是广东巡抚郭世勋组织人翻译的。想必每位读者读到此处，都不禁会心一笑。这封信太符合清人对外夷的期待了，他们虽然粗鄙无文，但是对天朝极为倾慕，对大皇帝更打心底里敬服。由于没赶上庆祝大皇帝的八十寿辰，这位英吉利国王竟十分不安，时隔两年还巴巴儿地派人来送贺礼。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认为自己居于天下中央，四周小国只有俯首称臣，倾心向化的份儿。中国与邻国之间是如君臣、父子一般的藩属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国家关系。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是中央帝国兴盛的标志，属国越多证明帝国越强大。大清王朝进入乾隆一朝，国力已达到鼎盛，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的属国很多，现在连远在西洋的英吉利国都倾心向化，乾隆皇帝怎能不喜？他很快下旨表示，既然英吉利国如此恭顺诚恳，就准许他们前来朝贡，成全他们“航海向化”的热忱之心。考虑到英吉利“贡使”携带许多“贡品”，走陆路容易损坏，乾隆皇帝特批他们从天津登陆。
其实，在乾隆皇帝批准英国“贡使”来朝贡之前，一支由700人组成的庞大使节团已经乘着“狮子”号战舰、“印度斯坦”号三桅船和“豺狼”号小型护卫舰从英国朴次茅茨斯港启航了。
两百年来，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已经先后派遣过15个使节团出使中国，但由于“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这些使团都无功而返。
不过，英国并不把自己当成第16个使节团。此时的英国，早已击败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刚刚完成的工业革命，又使它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英国迫切为自己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找到销路，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尚未打开的潜在市场。
然而，英国发现除了鸦片，能卖到中国的东西寥寥无几，中国人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当时，清政府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清政府特许经营的商行——广州十三行垄断。
英国商人认为，一定是十三行从中作梗，让他们无法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喜好，才屡屡商品滞销。如果能绕过十三行，直接面对中国百姓，英国货绝不会卖不出去。
其实，他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当时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迥异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人不需要英国的产品。即便没有贸易壁垒，英国商品也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
1791年前后，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过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斯出任英国外相。上任不久，他便邀请马戛尔尼领导使节团出使中国。
此前，马戛尔尼担任过英国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等职，对国际外交很有见地。他精心挑选了各种能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新发明，他还煞费苦心地挑选使节团成员。使团中，不但有外交官和贵族，还有天文学家、医生、画家、技师、乐师等许多专业人才。就连邓达斯都揶揄马戛尔尼说，他要带领的可不是皇家学会代表团。然而，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中国皇帝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让高傲的老大帝国俯下身段，与英国发展对等的外交和贸易往来。
出发前，邓达斯向马戛尔尼提出了七个目标：一、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二、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市场；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市场；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在中国多走走看看，对中国的实力做出评估。
如今读来，人们不难从中嗅出些许殖民的味道。不过，面对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完全陌生的大清帝国，英国还不敢暴露殖民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知道，一味“秀肌肉”不可能让称雄东方的老大帝国屈服，要想达到目的免不了要虚与委蛇，便宜行事。于是，英国想起乾隆皇帝刚过完八十寿辰，便找了个补庆万寿的理由出使中国。
然而，在大清国统治者的头脑中，天朝上国与外夷从没有对等的外交关系，有的只是朝贡和宾服。马戛尔尼出使前，清政府上下都认定这个几万里之外的英吉利国是来沐浴大皇帝天恩的。
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一开始便注定了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也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始终鸡同鸭讲，犹如来自两个星球的人。
令人失望的中国见闻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马戛尔尼让人把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都买齐了。一路上，他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著作。
当时的欧洲流行着一股“中国风”。有钱人把花园布置成中国园林的样子，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连英国女王本人也喜欢穿中国服装。
国家富庶，人民安乐，文明高度发达，没有教会的钳制，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中国君王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刚刚摆脱中世纪泥沼的欧洲人，将中国想象成了一个理想社会。可是，到达中国的第一天，眼前的一切就令马戛尔尼一行大失所望。
首先让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普通百姓惊人的贫困。使节团总管约翰·巴罗看到，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秆围起来，其中一般住着两三代人，还喂养牛、猪、鸡和其他家禽。”
人们的衣着也十分简陋、单调。“普通百姓戴大草帽，穿蓝色或黑色的棉袍，宽棉裤，厚粗鞋，有时是用草做的。有些人穿粗棉袜，有的人则光腿。大多数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条衬裤。”
乾隆皇帝曾下旨令沿途地方官好好招待英国人。船到大沽口外，两名地方官送来许多食物，包括20头小牛、100头猪、100只羊、1000只鸡、3000个南瓜，以及许多果品时蔬，足够600人吃一周。由于许多猪和鸡在运送途中碰撞死去，英国人“不屑地把它们弃之入海，但中国人忙着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用盐腌上”，等过年再吃。
中国人对食物的热情，给巴罗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中国行纪》中记录，由于食物不易获得，“吃饭”成了老百姓见面打招呼的日常用语。“南方几省的老百姓，打招呼的话是：ya fan（即用饭），吃过饭了吗？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中国船夫一天只吃两顿饭，主食包括一点米饭，蔬菜和炒过的葱。英国人常把吃不了的食物送给中国船夫。他们总是千恩万谢，甚至连英国人喝剩下的茶叶，都要过来，煮开接着喝。
中国普通百姓生活虽然困苦，但他们却总是带着愉快善意的面容。巴罗写道：“他们彼此间的融洽态度给人好感。天真、纯朴的样子显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使团雇佣的水手总是高高兴兴的。划船时，为了确保行动一致，他们唱着统一的劳动号子，歌声中充满了振奋和快乐。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国百姓是一群极其吃苦耐劳、快乐活泼的人。然而，官吏们总是任意处罚和凌辱他们。英国使团刚到定海，地方官为了给他们寻找领航员，将一群样子极可怜的人押进大堂。其中两人因为有过航海经历，被征为领航员。他们跪着求长官放过他们。如果他们带领使团船队去天津，就不能养家糊口了。可是任此二人如何哀求，长官仍不为所动，命令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上船。
从通州到北京的一路上，纤夫们的惨状更让使节团成员唏嘘。当时已是枯水季，船只无法在运河中行驶，船户和纤夫们不得不用绳子拉着巨大的船只在河道中前行。据巴罗记载，纤夫是“从河畔村庄强征来干这苦力活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船到达前，派人趁天黑突然把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床上叫起来。但满月的日子，一般休息的时间推迟，大家有了警觉，所以当官员派遣的役吏到达，可能被拉差的人都躲藏起来，因此除震耳的锣声、号角声和爆竹声外，我们时时听到那些不愿拉纤的人挨杖和受鞭打的惨叫声。”
“贡物”还是“礼品”
1793年7月22日，英国使节团的船队抵达大沽口外，并在离海岸5海里处下锚。经过11个月的长途跋涉，马戛尔尼一行终于可以上岸了。此时，他们与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也正式开始，来自两个世界的碰撞，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是钦差大臣徵瑞、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副将王文雄。7月31日，乔人杰和王文雄登上“狮子”号拜访了马戛尔尼。第一次会面中，徵瑞没有露面。马戛尔尼以为他“怕海”所以宁愿留在陆地上。其实，他没搞懂这位钦差大臣根本不屑上外国船。
乔人杰、王文雄二人与马戛尔尼相谈甚欢，他们不但对“狮子”号上的饭菜颇为满意，喜欢喝英国朗姆酒和樱桃白兰地，而且还尝试用刀叉吃饭。马戛尔尼对二人印象很好，他在《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写道：“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语言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宛而能达，以故舌人居间翻译，无误会阻隔之弊。”
乔王二人此番拜访，除了商谈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要向马戛尔尼索要礼品清单。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中国官员）正式请求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最关心的。”
所有与使节团接触的中国官员都不停地索要礼品清单。官员们这么心急，其实是因为乾隆皇帝催得紧。乾隆皇帝一直很喜欢西洋的小玩意儿，特别是对那些能蹦出来一个小人儿或者小鸟报时的钟表，更情有独钟。
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认为，乾隆皇帝反复催问礼品清单，自然因为他很喜欢西洋玩意儿，但也有通过贡品多少来衡量朝贡者诚意的涵义。
见皇帝对礼品如此感兴趣，马戛尔尼等人也感到十分振奋。为了彰显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马戛尔尼把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都带上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蒸汽机、纺织机、吊灯、座钟、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特种钢制作的刀具和生活用品、油画……为了炫耀武力，他们还带了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手枪、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的模型，他们甚至还带来了热气球，如果大皇帝有兴趣，完全可以坐着热气球上天转一圈……
英国人相信这些礼品足以让乾隆皇帝对他们刮目相看。然而，当礼品被移到中国船上，沿着运河前往北京时，一个细节令英国人很不满意。他们发现船的长幡上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而且无论是旗子上，还是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贡物”。
虽是一字之差，个中含义迥异。在清政府眼中，所有出使中国的行为都是“朝贡”，所有外国使节都是“贡使”，他们携带的所有礼物都是“贡物”。
马戛尔尼并不是前来“归顺”的，他的真实意图是与中国进行谈判。可是，在清朝统治者头脑中，根本不存在对等的国家关系。大清与外夷只有君臣父子一般的“宗藩关系”。
马戛尔尼虽然对清政府使用“贡”字大为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装作把它看作一种用词上的不准确。他在1793年9月3日写的报告中解释，“他担心如果就旗子上的文字提出指责的话，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使这次出使半途夭折。”
马戛尔尼虽然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但乾隆皇帝眼睛里可不揉沙子。早在8月份，他就在谕旨中对马戛尔尼自称“钦差”，感到不满。所谓“钦差”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在乾隆皇帝头脑中，只有他才是统御天下的“皇帝”。如果允许马戛尔尼自称“钦差”，就意味着把乔治三世升格到与他同等的高度。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月6日，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指出：“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
“磕不磕头”是个大问题
如果说马戛尔尼对“贡”字的修改还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随后发生的觐见礼仪之争，双方的矛盾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8月11日，英国使节团抵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和天津本地官员奉乾隆皇帝圣旨，设宴款待马戛尔尼等人。
晚宴是乾隆皇帝赏赐的。中国官员本以为英国“贡使”会像他们一样跪倒谢恩，可英国人问也不问，坐下就吃。
也许是怕惹乾隆皇帝生气，徵瑞在写奏折时说了谎。他写道：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脱帽”是西方礼仪，“叩首”是中国礼仪，徵瑞把这两种概念杂糅到一起，想制造一种英国贡使非常恭顺的假象。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在贡使被皇帝接见前，教会他们三跪九叩礼。
几天后，徵瑞带着乔人杰和王文雄拜访了马戛尔尼。他们说，已经在北京城里和圆明园附近为使节团安排了两处住处。由于乾隆皇帝人在热河行宫，9月份使节团要去热河为皇帝祝寿，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皇帝过完生日就会回北京，英使不必把所有礼品都运到热河。
随后，他们话赶话儿地谈论起宫里规矩。他们先聊各国服饰的异同，然后拉过马戛尔尼的衣襟打量道，贵使的衣服窄小轻便，我们中国的衣服宽大舒适。两相比较，还是我们中国的衣服比较好，磕头行礼都比较方便。三名官员认为，马戛尔尼穿的松紧袜带和裤扣，磕头的时候最不方便，朝见皇帝之前最好脱了。
马戛尔尼知道对方在拐着弯暗示自己，觐见乾隆皇帝时要行三跪九叩礼，但他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他打算对乾隆皇帝施英国礼仪，想必大皇帝不至于强迫我用华礼。三名官员不知道马戛尔尼所说的英国礼仪与中国礼差别有多大，于是现场给他上起“磕头课”：“敝国觐见皇上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
话说到这份儿上，马戛尔尼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拒绝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会谈不欢而散。几天后，乔人杰和王文雄又来劝马戛尔尼并且当场为他示范——磕头其实一点儿也不难。马戛尔尼再一次表示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