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木厂村还保留着通过运河运来的竹叶纹石灰岩
潞河督运图局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通州京杭古运河历史文化艺术馆所藏“金砖”的印记
金砖：
万座皇窑，青烟袅袅烧贡砖
如果不是探寻运河文化，记者还不知道，在通州区宋庄镇地界，有个村子叫摇不动村。乍一看，还以为和运河有关，带记者前来的任德永先生却笑着摇头：“和运河没关系，这个村名比较奇怪，和古时地震有关。”1783年的《通州志》中就记有摇不动村，相传该村抵御过大地震，于是用摇不动来表达村民的自豪。
北京通州京杭古运河历史文化艺术馆就位于摇不动村，这个艺术馆是私人所办，馆长王忠华先生早年从事建筑工程，后出于对运河文化的喜爱而创办此馆。来之前，任先生只知道此馆收藏有金砖，却不料王忠华打开一间向不对外的藏库，里面居然有上百块金砖，有整块的，也有残缺的。王忠华指着一块仅剩六分之一大小的金砖说：“碎块我都收，你知道吗，但凡修缮古建筑时，从里边能流出来一些碎渣，都有人收。”
何谓金砖？金砖名字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种是金砖由苏州所造，送往京城，所以是“京砖”，后来演变成了金砖；另一种说法是金砖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而王忠华则认同第三种说法，即明朝时此砖价值极高，“一块砖，一两金”，此谓金砖。“金砖的制作过程长达两年，是普通砖块无法比拟的。”王忠华介绍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明朝主持制砖的工部郎中张向之所著《造砖图说》，均记载了金砖的制造过程。金砖所选泥土是“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选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其“土性”。接着“吸水滋土”，还要“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入窑后要以糠草熏一月，片柴烧一月，棵柴烧一月，松枝柴烧四十天，凡百三十日而窨水出窑。”出窑后还要经过严格检查，如果一批金砖中，有6块达不到“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程度，这一批金砖都算废品，要重新烧制。在合格的金砖侧面，都打有年号、监制和窑号等印记。就这样，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两年的时间。“货船泊岸夕阳斜，女伴搬砖笑语哗。一脸窑煤粘汗黑，阿侬貌本艳于花。”这首《竹枝词》描述的就是出窑时的场景。
现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内铺墁的都是此砖，在砖的侧面，有明永乐、正德、清乾隆等年号和“苏州府督造”等印章字样。由于金砖制造难度较大，故宫铺设金砖的面积也很有限，集中在东、中、西三条路线上。在故宫的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在的中路上，用的金砖是最大的二尺。中路外侧的金砖稍小，有一尺七的，也有一尺四的。
营建北京城所需砖块数量巨大，砌城墙用城砖，垒宫殿墙壁也用城砖。金砖数量有限，大量应用的砖块是由江南（今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四省的一些府、州、县的官窑厂烧制的，然后运到大运河，再由大运河运到通州张家湾以北的码头处上岸存放，朝廷在此专设官员进行管理，称为“砖厂”，该处也就叫做砖厂村。
陈喜波所长介绍说，山东临清是建设北京时所用砖料的主要供应地。明清近600年间，从临清“漂”到北京城的贡砖已经无法记数，明清北京各宫殿、城墙，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所用贡砖，绝大多数在临清制造。临清烧贡砖的历史从明代初开始，明清两代在临清设有工部营缮分司，专门督造临清贡砖。
“古代贡砖之所以建在临清，一是由于这一带土质好，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砖异常坚硬，是理想的建筑原料；二是临清的水质好，当时的漳卫河水质清澈，碱性较小，适宜制砖，国家文物局曾经将临清的古砖进行测试，其硬度达到200度，比许多石头还硬；三是临清紧靠运河，交通方便，烧出的砖可直接装船运往京城。”陈喜波表示，极盛之时，临清靠近运河的两岸“皇窑不下万座”。康熙时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启旭曾赋诗吟咏烧砖情形：“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粮食：
桅帆林立，岁入京城百万石
位于东四十条桥西南的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其卖点就在“南新仓”三字。南新仓是明清时代的皇家粮仓之一，其前身是元代的北太仓，已有600年历史。目前，南新仓已成为全国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仓廒，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除南新仓外，北京还有许多以古代粮仓命名的地名，比如海运仓、北新仓、禄米仓等，较大的官仓一说为京师十三仓，又有人称十五仓。这些粮仓的用途就是储存通过大运河从江浙地区运来的漕粮。
北京物资学院运河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喜波介绍说，根据史书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亡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也就是说，元朝在大都（今北京）建都后，城内人口大量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很大。为此，元政府建立漕运制度，从南方地区运输粮食到大都。根据史料，元朝一年的粮食征收额为1201万石。除去在河北等地227万多石以外，各行省共征收粮食974万石，江浙行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西省一部分地区）即占449万石。所以元朝统治者对于江浙一带粮食的北运（漕粮运输）极为重视。
到了明朝，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城再次成为都城，城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明政府疏浚河道，解决了运河山东段水源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实行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漕粮主要来自于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山东等地。明代前期，漕粮数额不固定，永乐时期每年运送漕粮200到300万石，宣德朝达到最高额674万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每年约在400到450万石之间。明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数额固定为每年400万石，该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道光朝实行海运，咸丰、同治时期，海运规模日渐扩大，内河漕运才衰落下去。
古代以“石”为粮食计量单位，明朝时一石约为现在107斤的样子，如此算来，按照年固定运送漕粮400万石计，明清两朝每年调往北京的漕粮就达到4亿多斤。漕粮对北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元代末期，东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京杭大运河水运断绝，大都城中因为缺粮，死亡者甚众。
漕运：
沟通南北，万舟骈集利千秋
通州运河1号码头，是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首。温榆河、通惠河、运潮减河、小中河在此汇入京杭大运河，形成了大运河北源头五河汇流的壮观景象。今人难以想象，当年在此卸下的物资到底有多少。
明清两朝，漕运盛极一时，通过运河北运的物资不仅仅是木材、砖石和粮食。当时设在南京、苏州、杭州的织造局，专为皇家采办绸、缎、纱、罗、布及其他纺织品。在万历年间，每年采办纺织品几十万匹。到了清代初期，皇家每年采办的银两达10余万两，后期增加到500多万两。清乾隆朝，每年从云南采办铜630万斤。上述物资都要经运河水运到通州。清代《漕运则例》记载了漕船携带的商品，共有12大类300余种。漕运带动了通州的繁荣，朝鲜人朴趾源描写过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
在营建北京城的材料中，木材采办地距离北京遥远，运输全靠江河水系。“以川木输送京城为例，运输路线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先是利用长江上游各支流水系把大木从采伐地运至长江沿线各起运点，川南马湖、叙州、西昌、永善等地的木材一般是从小溪直接泄运，或从小河到大江散漂，或扎筏到嘉定府、叙州府和重庆府，再扎筏经运河起运京师。木材扎筏方式是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先是运到大运河北端通州木厂存放，然后再运往北京木材存放地。”陈喜波介绍说，和木材的运输不同，临清、苏州等地所烧造的北京城营建砖料主要采用漕船顺带之法，在工程紧急时则临时雇用船只运送砖料。据《明会典》记载：“永乐三年，定每料船带砖二十个，沙滚砖三十块。”明嘉靖二十一年（1520年）规定，“经过临清粮船，官民船顺带木厂官砖至张家湾交卸”。清代《钦定工部则例》载：“遇有工程需用临清砖块，由工部先期行令，山东巡抚转饬临清知州如式烧造，交粮船带运，抵通州后报部（工部）委员验收。”
有趣的是，就像现在一些大货车经常超载一样，古代漕运的船只也会超载，这主要是源于朝廷的运丁要挟带“私货”，这样可以逃税和省运费。为了保证行船速度和船只安全，以免发生搁浅事故，朝廷规定船只入水不得超过三尺。但是，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道，运丁在打造漕运船只时，私自将船只增加长度和宽度。清代魏源记载，“江西、浙江之船则巍然如山，隆然如楼……入水多至五尺以上”，甚至有的漕船还牵着两只小船。每年经由漕船私带及民船运输抵达北京的货物种类繁多，数量惊人。从南方运到北京的多是建筑材料、粮食和手工制品，而船只返回南方时携带的主要是北方的畜产品。
其实，不仅仅北京是“漂来”的，运河沿线的诸多城市，也因运河而繁华起来，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先秦时期，江南城镇稀落，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洛阳成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扬州则因运河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杭州在隋朝之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正因为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才发展起来。至于众多的乡间小镇，因其枕河而建，应运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
逶迤千里的大运河，把营建北京城所需的材料及急剧增加的人口所需漕粮运到通州，真是“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通州作为大运河北起点，历史上就对北京城的建设起过巨大的作用，如今也是建设副中心的上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