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顾维钧（前排右一）随国联调查团在东北。
顾维钧与夫人严幼韵
顾维钧1970年代在哥大做口述历史录音。
四
参加东北调查团，日内瓦会议上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
旅欧未几，因担心我国东北俄、日相争和中国军队欲图轻举妄动，顾维钧于1929年归国，奉劝张学良勿轻易举兵击俄；少帅不听，终酿成了败绩。不久日寇侵华“九一八”事件发生，同年十二月，顾维钧临危受命出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但旋因政府不抵抗和民怨汹汹而忍辱请辞。壮志难酬，顾维钧呼天不应，只能把一腔民族的悲愤写满苍穹。
日寇的暴行震惊了世界。当时的国际权威组织国联行政院在1931年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勘察日本暴行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中国政府任命顾维钧担任这个调查团的代表。这项任命让日本恨之入骨、惧之锥心。他们竭力破坏，以调查团有顾维钧为借口阻挠其入东北并扣留了全团人员，此恶行暴露后，又连出邪招狠招，多次跟踪暗杀顾维钧未遂。
在东北，顾维钧看到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和东北人民不屈不挠抵死抗日的决心，更激励了他收复失地的信心。
不久，顾维钧被任命为解决中日争端的国联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法公使；他参与了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受煎熬、最悲愤的日子。
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是强国，西方列强都想参与瓜分中国。日本先行了一步，给他们的试探作了示范。对此，西方列强心情是矛盾的：他们既恼恨日本人占了先，呼吁利益均分，因此谴责日本人；又担心谴责太深得罪日本或影响了自己今后实施狼子野心的罪恶目的。列强们居心叵测、各想拳经。他们一方面出面调停，一方面两面三刀，为虎作伥，无视中国人的利益并随时准备出卖之。那时候，军国主义的日本非常嚣张，它在外交上也比中国先行一步，先声夺人造就声势，顾维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开始认真工作。他首先深入细致地整理资料文件，以事实为依据层层揭批日人暴行，以理服人。其次，顾维钧广交朋友，广设人脉，交结名人贵人、各国首脑，以提升中国人的地位。再次，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最完整、经典的西方教育，中西学养俱佳，翩然君子，一表人才；特別是其知识渊博、英语娴熟。每每发言都引经据典，富于雄辩且磅礴而华丽，有着沛然莫御的恢宏气势。顾维钧很快就成了日内瓦和巴黎的名人，世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中国人，并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同情和好感。
在日内瓦的日子里，顾维钧更发挥了他在巴黎和会时期的潇洒和风发扬厉。而早在顾维钧上大学期间，他就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和罗斯福，并跟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又和美国上层广泛接触，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几乎历届国务卿；这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特別是在解决和处理关于中国事务的国际场合中起到了很多潜在的作用。
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结识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相贝尔福、意大利总理奥朗多和外长等外交巨人，赢得了尊重和友谊。这次在日内瓦，顾维钧充分利用了这些优势，步步紧逼，历尽千险，舌战群寇，把日本人及其支持者驳斥得体无完肤。
此后，顾维钧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策划、筹建和组织的工作。他亲自参与撰写并修改了联合国宪章等重要文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