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读书还是救国？
穆尔教授的一番教诲
由于顾维钧学业优异，他继续就读哥大研究院。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学业所向披靡，并且仍然学有余力参与社会活动，深受学校和社会器重。包括清政府在内。早在1908年，清廷代表唐绍仪访美以及其他清廷特使访美，顾维钧就受到了特別的注意。屡被特邀，他还曾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表致词、参加宴会。当时的清廷重臣、后来的政府总理唐绍仪甚至把自己的名号“少川”赠送给他（不仅送之名号，后来还把掌上明珠嫁他），这在当时讲究名讳制度的官场是一件奇闻。
1912年春，顾维钧正在忙着写他的博士论文，门房忽然送来一封署有“中华民国政府派驻华盛顿使馆”字样的公函，要约他去华盛顿面谈。
去了华盛顿方得到消息，原来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要聘他做总统府秘书。少年气盛的顾维钧以论文没写完断然拒绝。老于此道的公使并没有动怒，而是劝他回去再想想。
回到了哥大，顾维钧向导师穆尔教授汇报了自己的华盛顿之行。没想到，这次他的决定没得到穆尔先生一如既往的赞许。——难道我错了？顾维钧嗫嚅着说：“我想，工作的事，应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再考虑。”
穆尔教授的脸色严肃起来，他的目光正视着顾维钧：“威灵顿，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要得到博士学位？难道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职更好地为你的国家服务吗？”教授以这样严厉的口气跟他说话，这还是第一次。穆尔先生接着说：“我们读书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为国为民服务。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可以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的好机会。而且，贵国中华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有人为它服务。把政府建设好，对贵国是何等的重要！这关系到它能不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一个合法的、适当的地位问题。如此重要的问题，你在作出决定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导师的严厉批评，震动了顾维钧。扪心自问，他原来没想那么多，可是老师的问诘却使他想了很多很多。
其实顾维钧和导师都不必着急，中国需要他，当局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对他的召唤。后来几经敦促，顾维钧接受了政府的聘请。下面的事情就是哥大校方的安排了。高贵的穆尔教授为他心爱的学生做了很多超常的努力。为了让自己的得意门生提前而又无后顾之忧地回国服务、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挥作用，穆尔教授决定通知其他几位相关教授网开一面，允许顾维钧提前口试——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顾认为他准备好了。
但是，还有至关重要的博士论文呢？穆尔教授特许顾维钧把先写好的绪论部分和前四章交来预审。穆尔教授预审后，随即转给其他教授，并作了非常积极有益的安排。
“我一口气读完了，非常满意。”导师作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评价。然后说道：“你在绪论部分提供了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和翔实的背景材料，这就够一篇论文了。当然，你还要修改一下题目，充实相关的内容，另作一篇序言。我已和其他几位教授讨论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其余的八章，应该成为另一部著作，你可以今后再完成。”
细心的穆尔教授为顾维钧想得非常周到。当时拿博士学位必须出书。为了出版顾维钧的博士论文，他已经和比尔德教授联系过，让他帮助顾维钧。比尔德教授与学校出版社有着很好的关系。
比尔德教授果然热情承担了他论文的出版工作。除了联系出版，还拉上自己的太太无偿地付出大量劳动，帮助顾维钧校对文稿。
导师们的全力支持深深感动了顾维钧，他们为他创造了一切条件，只等着这只矫健的鹰飞回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为国效力。
口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令他诧异的是，这口试就像专门为他设计的。除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外，凡授过他课的都来了。这使他略有紧张。导师们所有的提问都是他回国后即将面临或应该予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穆尔教授的提问是要他就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这个课題显然是不仅要他作出符合国际法的正确回答，而且也提示他如何作出外交努力，使新成立的代表着民主和进步的民国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更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讲授宪法学的古德诺教授并没考他在课堂上讲的条条框框，而是让他回答一些深富启发意义的活题。比如：从中国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需要看，美国的宪法有哪些可以提供给中国参考？你赞成共和形式的政府，理由是什么？关于一般共和的理论，中国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顾维钧不得不承认，有的问题，他的考虑还只是刚刚开始。他知道，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他现在作出答复，更需要他在今后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恩师穆尔教授和其他可爱的教授们在人生历程上猛推了他一把。这些满怀着自由精神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哥大教授对他的期望鼓舞了他终生的奋斗，这种挚情使他永志不忘。穆尔教授后来也一直关心中国的政治，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摆脱封建、建立新世界做点工作。他的这一鞭策，影响了顾维钧的终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三
抵死救国的外交家
顾维钧生活于大动荡时的中国，外交上丧权辱国的时代。他幼年起就有着一个伟大的强国梦。因仰慕英雄，他给自己起了“威灵顿”这个响当当的英文名字。威灵顿曾任英国首相，是有名的“铁公爵”、抗击强敌拿破仑的民族英雄，顾维钧正是用这样的铁血精神鞭策自己。
哥大尚未毕业，顾维钧就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邀请去做总统秘书。他于1912年四月返国，任国务院和总统府秘书。四个月后兼任外交部秘书，不久升任外交部顾问。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派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甫至墨国，中途改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古巴大使。此际，顾在美国如日中天，从哥大毕业生变成了国家重臣。那时，后来成了大名的胡适、冯友兰、徐志摩辈还仅都只是哥大的惨绿少年、莘莘学子。而顾维钧在美如鱼得水，成就斐然，备受中美政界激赏；次年他被耶鲁大学赠予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顾维钧爱妻病逝美国，他心情悲哀，回国述职，正赶上著名的巴黎和会召开。作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几个通晓国际法的外交家，顾维钧被派遣为中国谈判代表。在这著名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基于中国的尊严大义、人们正义呼喊的压力和爱国之情，拒绝在载有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为以后中国废除这个条约埋下了有力的伏笔。
当时，甚至政府都秘密命令代表们签字求和，而顾维钧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抗命、敢于负责，以天下为先，表现出觉醒了的中国人伟大的尊严——虽然其时灾难中的祖国政府尚不能给自己雪耻，但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发出不屈的吼声：我们一时还没有废除这些强盗横加在我们头上丧权辱国条例的实力，但我们有不承认、有拒签的尊严。
这一下，震动了巴黎、震动了西方、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这是中国近代自有外交史以来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世界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它记住了中国，记住了顾维钧。这一年，顾维钧仅三十一岁。这场事件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也就在这个大会上，顾维钧参与了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筹建工作，同时还参与了一系列国际组织的筹建和创立工作。他参加国际劳工大会，被选为替“弱小”国家发声的五代表之一。不久，他又被选为国际联盟的第十四届主席。1921年，顾维钧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又解决了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是顾维钧在其外交家生涯上的又一次胜利。
但是，顾维钧真正的政治舞台是在北京。这年六月，顾维钧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外交部长。1922年，三十四岁的顾维钧已臻人生巅峰。他此时已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并一度摄行大总统职权。1926年顾维钧又曾出任财政部长，后又几度出任外交部长。无奈当时战祸滔滔，兵燹无日，军阀混战，国已不国。那时中国是常年混乱不堪，群龙无首。
在恶势力最猖狂和危险的日子里，顾维钧多次受到威胁和通缉。最后，心力交瘁，于1929年回到巴黎暂休。
此时的顾维钧已成巨富，人间所能追求的极致他已都经历、拥有；世人所企盼艳羡的荣誉对他都淡如过眼烟云。正如一位属僚在庆祝其四十岁生日时写的寿联所概括的：“人间胜事今全得，海内声华尽在身。”他还求什么呢？拥有巴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房屋产业的他，完全可以当一个享尽荣华的富翁或寓公，但他不能忘情于自己的民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