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从美国、瑞典、新加坡等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中，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下不妨用“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涉及方方面面，历经风风雨雨，既要触碰利益又要触及灵魂，既要战术突进又要战略控盘，总归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而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管用起效的核心驱动力量是“三位一体”的，即核心组织（组织领袖）、核心思想（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统一体。换言之，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20 世纪头20 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即努力实现“国家和联邦法律准许的公平交易以及公正行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和工业的公平”。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还是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都在以如出一辙的理念、殊途同归的方式召回久违的“美国梦”，让美国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
作为美国廉洁拐点的开拓者，老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一个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职务提供给他的任何权力的强人”；“既然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对于步老罗斯福改革攻坚战之后尘，强硬“改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威尔逊，时任法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的经典评价是：“他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同样，瑞典于20 世纪30 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 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被尊称为“瑞典国父”的他在1932—1946 年间4 次担任瑞典首相，作为国家“政治引擎”，引领社民党自1932 年以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44 年，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 世纪60 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对任何国家来说，腐败都是一笔公摊化的“负资产”，都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论道而不躬行。
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我曾在《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中将其简括为两句话：一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 “以责任换权力”。c 瑞典社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实现小国廉洁拐点的核心力量，结合本国国情各辟蹊径，前者用“人民之家”理念和“福利之国”模式的向心力“对冲”腐败痛感，后者用严刑峻法、重典施治的威慑力肃清党风民风，为赢得长期执政时间和综合改革空间开了好头。说到底，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第一步重拾信心，第二步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中国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从现象上看，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 世纪上述几国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 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1901—1909 年）和威尔逊时代（1913—1921 年），以及其间笼罩于老罗斯福光环下的塔夫脱总统过渡时期（1909—1913 年）。瑞典廉洁拐点起始于汉森时代（1932 年9 月24 日—1946 年10 月6 日， 其间仅在1936 年6 月19 日—9 月28 日由“农夫联盟”的布拉姆斯托尔普短暂接替汉森任首相3 个多月），成型于埃兰德时代（1946 年10 月11 日—1969 年10 月14 日），瑞典人民经历了30 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最高行政首长，分别是李光耀（1959 年6 月3 日—1990 年11 月28 日）、吴作栋（1990 年11 月28 日—2004 年8 月12 日）和李显龙（2004 年8 月12 日至今），他们三人分别出生于1923 年、1941 年和1952 年。“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实际上，“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由“腐败综合征”造成的系统性隐患、颠覆性危机是否被确认为低概率、小概率。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腐败远非最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对不同国情党情下的“腐败综合征”进行成功阻击之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步”跨越是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