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墙怎么上去呀？
李：我告诉你啊，快到齐化门那儿有一个马道。那个马道也是关着不让人上的，但是孩子们呢，大人一般不怎么管，也管不了。孩子们能钻进去，钻进去“腾腾”就上了马道。一到了上边，哎哟呵，是全放开了，那简直是天地人三不管了！
徐：那会儿城墙上边有垛口吗？
李：有垛口。都有，极完整，没人拆。
徐：因为我小时候，上过现在东便门遗址那个城墙，就在靠近崇文门那边，有个地方能上去，但是上边就没有垛口了，就是半截城墙在那儿立着。
李：那时候就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徐：上边全都是酸枣树啊什么的。
李：对啊，酸枣，诱惑力可大了，一不要钱，第二它通风，那个酸枣个儿大，好吃。现在有时候他们拿酸枣来，我一吃不行，不如我小时候那个。还有上头逮的那个蚂蚱，就是“登刀山”，个儿大。怎么“登刀山”呢？你带一个手绢，把它给兜起来，它那个后腿一蹬，感觉像是带锯齿的，把你手绢能蹬透了，所以还得带一个废窗纱做的小笼儿，底下都封上，上头是用过去都穿的那个线袜子，废袜子，拿着袜子脖儿那“边儿”，缝上，上面绳一扎，你逮的蚂蚱，放那里头。
徐：您那会儿上城墙，城墙上面已经都长树长草了？它不是一马平川的？
李：不是不是。老早就没什么人管了。
徐：上边都是土路了呗？
李：上头不是土。
徐：城墙两边是垛口，中间的地是什么呢？
李：地也是砖。
徐：那这个树怎么长出来的？拱出来的？
李：拱出来的。那个砖都残了，多少年也都不再用了，它确实也不再有防御价值了。那儿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天地，上那儿玩去，大人看不见。因为那时候不管认得你不认得你，大人都有管孩子的权利，你这儿淘气了，那儿又违规了什么的，旁边只要是个大人就能管你。
徐：甭管认不认识？
李：哎，那时候出去丢不了，也没有多少流动人口，跑丢了有人给你送回来，哈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环境，我出去玩回来就画。我父亲不管，你爱画什么画什么。
徐：那是多大岁数？
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
徐：就是您画，他也不管？
李：哎，他不管，不指导。
徐：这个为什么呢？
李：等我懂事之后，我父亲才讲，说是孩子啊，天真，看什么都新鲜，画出来就有意思，你别老拿大人的意志去指导他。他说现在好些个大人教孩子画画，挺小挺好的孩子，让他临齐老先生，齐白石老人，很小很小就临，还照着大人的画画，把孩子的天真就给泯灭了。他说在这个儿童时期，这一段，你就让他由着性子画去。有条件给他准备好点儿的工具，没条件就准备差点儿的工具，你就让他画去。
确实，儿童画都有趣味，这好像是人的天性。你给哪个孩子一个画画的工具，他都能画得好玩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到了9岁、10岁，慢慢地，儿童的那种童真就没了。所以到这时候呢，我父亲苦禅老人就说，可以开始受点儿基本功训练了。所以我实际上到了13岁才接受正规的训练。
徐：哎，这个我们就特别想听，作为一个大画家，怎么教自个儿的孩子啊？第一步是画什么？
李：这第一步啊，不是他教，是上当时美院附中办的班，这个班有点近似于现在的考前班。那时候没有礼拜六休假，就是礼拜天休息。礼拜天一早到那儿就报了名了，学费也没那么贵。美院附中的教师来教基本功，摆上静物就开始画，一棵白菜、俩土豆、一个苹果……
徐：等于一开始学，不是学中国毛笔的水墨画？
李：你等着，我还没说呢。这个是色彩课，是水彩。还有就是什么呢？素描课，画的素描，画球啊，画圆锥啊，再后来就是画这个分面的贝多芬像，就是上次我让你画的。再复杂一点儿，开始画圆雕，圆雕就是整的，不是一半的那个。
徐：就是整个的一个大卫像，或者是老人像之类的吧？
李：大卫像还轮不上呢，那个太难了。为什么引进来这些个石膏像？它分不同的教材层次用，有的相对容易一点儿，有的就相对难一点儿。那个大卫像，就得到相当程度才能画。还有一个，石膏像都是白的，是不是？那么现在，一个老头儿，真人坐在那儿，你把这个肤色得画出来。可是素描，就是铅笔画，画完得让人感觉到皮肤和衣服质感是不同的。如果戴眼镜的话，眼镜腿儿和眼镜片儿质感都不同。水平、难度逐步加深，很正规，很严格。
徐：那画这些跟国画有什么关系呢？
李：对日后用毛笔白描很有益，用素描概念去理解线，能很快地用线找到体积感和质感。可以说这个班如果办得好的话，时间不必特别长，你学的都是真东西，是扎扎实实的真东西，让所有学生受益，决不会误人子弟。教师也认真，不像后来，我看有一些考前班，每人支一个画架子，摆一个石膏像，或摆一个模特，你们画去吧，老师半天不说一句话。那不行。
徐：我插一句，我有一个朋友是美院毕业的，他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好多都去考前班当代课老师。人家学生呢，比如说画这个分面，画半天不会啊，着急啊。他在旁边看着，不言语。学生也小，十几岁，半个钟头了，还在那儿吭哧呢。他过去了:“你起来！”他往这儿一坐，30分钟，把这个画画完了。站起来，“叭”把手里的铅笔一撅，“换一张纸重新画！”孩子站那儿傻了，他画下一个去了。好多考前班是这样的。
李：反正我们那时候上课，老师就是及时地走在每一个人的座位那儿，给每个人仔细讲。
徐：因为学美术，它和学理工还不一样。
李：对。一个牛顿定律，你讲不出花儿来，给多少人讲它都是牛顿定律这点儿事。美术不行，一个学生一本账。你徐德亮到我这儿来学画，甄齐也来，俩人进度不一样，情况不一样，教师的指导方法、内容就不能一样。
徐：您上课等于是孩子们都拿着画架子在那儿画，您去给每个人具体指导。如果是教理论，600人一块儿上课也可以啊。
李：对，你教中国美术史，讲八大山人，给多少人讲都行。涉及具体技法，尤其是考前班，他主要是学技法，那必须认真对待。哪儿不对，他具体告诉你：“这儿形儿不太对，你拿大拇指比比，或者是拿铅笔比比，垂直线，你以这个垂直线为基准，你看它偏多少，你自己比比，你说多少？”你画得不对，“你看我给你这儿稍微动一笔，就加这一条线，就跟几何图的辅助线似的”。然后他再教其他人，一会儿绕回来了，再看你,“哎，这回差不多了”。每个人他都得记着。
我后来考进美院附中，1958年，我考进去了。我们校长是丁井文，原来在延安当过毛主席的卫兵。他也喜欢画，在解放区就喜欢画，还打过游击，进城以后，组织上就给他文化工作做，让他组建了美术学院附中。那是我终生怀念的好校长。我还没考附中的时候，他见着我就把我搂在怀里头，我印象里那胡子茬儿挺扎人，“现在办附中了，你进我们附中吧”。丁校长那人特别和蔼可亲。
他不但很会用人，而且他自己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成内行了。你不是内行怎么领导这个专业？而且他亲自上课。他作为校长，他挨着屋地串，这个客观上起到了对教师的监督作用。不像后来，“文革”后，我看到一个情况：这个教师上课，沏一杯茶，且“滋儿”不完呢，出去加点儿水，且不回来呢。学生给他编顺口溜儿：八点上课九点到，一会儿出去撒泡尿，十一点钟报个到……然后什么的。反正我也背不下来了，但愿别流传。
丁校长可不是，他作为校长，上课时在各个教室里悄悄走。看着你有什么问题了，也是让你起来，他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看，他说：“你看啊，你画的这个是圆雕，现在画成高浮雕了。你没把脑勺画出来。”那学生就说：“我画的前脸，怎么还把脑勺画出来？”“你这儿是没转过去啊，太实了，岂不是等于一刀把脑勺切了。你看，”他拿橡皮噌噌噌几下，“给你虚一下，你看圆过去了吧？这道理明白吧？好，你再画。”他这是启发式的教育，又是亲自动手教的，看人家这校长当的，多实在！
他在美院附中当校长，一过马路就是他家，但他还是以学校为家，选择了学校里的一个小屋。那个小屋是早上不见东方红，晚上不见夕阳红，很小，一小桌、一小椅、一张床，他经常在那儿过夜、睡觉。那真是老延安作风，全力以赴。所以美院附中出来的，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教师也个个好。你看这样的校长带出来的教师，肯定负责。再加上教师本身，那都是打徐悲鸿教育体系出来的，都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有好的校长太重要了，他决定了校风。我们挺沾光儿的。
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考美院附中，从考前班到美院附中？他说：“国画你先别轻易画，你先把基础打好了。”什么基础？一个是文化课基础。我们美院附中按高中生的要求，连几何都学。好些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不行，这是规定的，也得学。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绘画基本功。那美院附中，要求基本功是真严，整个我们四楼都是素描教室，比别的教室都大。而且1958年那年，赶上了全国“大跃进”运动，是加一倍招生，原来是一个班35位，到我们那儿70位了。那真是要求得特别严。
那些教师们呢，他们的事业心表现在：我就是教基本功的，我就是教素描的，我就是教色彩基础课的，特别安心。后来“文革”后，我发现有的老师不安于教这个了。这是给学生铺路的呀，搭梯子的，对老师自己的名利没好处。你说哪一个教素描的出名？画张素描，标价一万，有人买吗？那个时候教师很称职，自己分工就是教学生基本功的，就安于做这件事，踏踏实实。首先早上绝对不迟到，没有学生待半天，老师才进来的情况，没有。到后来我当教员之后，也是这个早来的习惯。你摆模特什么的，得自己先看。静物有时候都摆半天，底下垫的那个衬布绸子都且得选呢，不是随随便便戳俩苹果搁那儿了。
徐：就是说，学生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有得画。
李：对了。尤其是等到画模特，大活人，那几个姿势怎么摆，什么年级摆什么姿势。好，你一年级摆一个“朝天镫”，模特受不了，学生也画不了，是不是啊？哎呀，我回想那三年，还住校，整个是军事化管理，不许回家。礼拜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得准时回来。那有的同学还真是怕迟到，礼拜天晚上就回来了。晚上开夜车？不行，头十点，还有一点儿时间，铃“哗啦啦”一响，你得赶快去上床，不上床就拉闸，房间里黑的。早晨“哗啦啦”铃一响，五分钟之内，紧急集合，在操场排一队，向右看齐，稍息、立正，然后跑步。所以女同学都掉着眼泪把辫子剪了，没时间扎小辫，就五分钟之内集合。
徐：那会儿美院附中这么严格啊？
李：哎，严格极了。
徐：这美院附中在哪儿啊？
李：在隆福寺，现在那个楼还在，后来后任领导给卖了。卖了之后给挪到哪儿去我也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我没有感觉嘛！没卖之前，我们校友回去，亲切极了，走在楼梯上，那个回声都觉得亲切。想起来当年自己上课的时候，真是觉得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那种回忆不是别处能够代替的。卖了，换新地方，那不是地皮值钱嘛！包括老美院在王府井旁边，原来是个日本小学，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院长北上接收艺专，他看中了这个地方。他跟李宗仁关系好，这地方正是李宗仁管辖范围嘛，送他20多张画，再加上过去就是老朋友，把那块儿地方买下来了。那叫U字楼，U字形。可是90年代以后后任领导给卖了，搬到花家地去了。花家地有一个垃圾填埋坑，那最便宜，没人买，愣买了。那坑，到现在也填不平，哪儿找那么些土填去？你到北京周围哪儿有土让你挖，石头子儿也不许你挖啊。所以那个坑上头盖的，你远看，哟！这是哪儿啊？怎么跟火葬场似的，建筑是黑的，还起个烟囱。到里头一看，还有三层楼呢，卧在那儿了！那不是烟囱，那好像是为了现代审美，高出一块来，似乎它也觉得太矮了，就是高出那么一个横截面是扁方的建筑，就像大烟囱，只是不冒烟，上头还有一个没有字的钟，让人一看这是干嘛？这是“送终”呐？
这个建筑，平常看是深灰的，一下雨全是黑的。就是把原来美院那个小门牌儿给起下来以后，给安在那新美院的大门上头当文物，还得脸朝里。哎！咱不说了。当初徐悲鸿院长选在王府井旁边，就是因为那里有人气，因为到大学就不是军事化生活了，学生们自由时间多了，出来一转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有一个丹桂商场，书摊，旧书，工具书也挺多的，你要是买资料真是又便宜又好。我替我父亲也买了不少，便宜极了。每个书摊跟每个书摊进货途径不一样，所以各种书都多。还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那有些是看得起买不起的。在王府井这条街，生活丰富，所以有的学生画一个长卷，把王府井看到的各种人都画在上头。
旁边是故宫，凭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的校徽，不要钱，进去就能学习。那绘画馆清静极了，那时候能有两三个人就不错，还都是我们同学，在那儿临摹。哪儿像现在，好家伙，扎堆儿排队，大长队，还得早领票，看《清明上河图》。
徐：也就是这一个月，这个《清明上河图》之后，又清静了。
李：哎呀，真的，那时候清静极了。哎哟，那会儿在故宫，我告诉你，我享受皇上待遇，那个安静！徐悲鸿找这个地方，他不是没原因的，学古有学古的地方，生活有生活的情趣，尤其1958年以后，不远的中国美术馆又起来了。所以学艺术这个人文环境特别重要，培养人才要特别重视人文环境。为什么“孟母三迁”呢？是给儿子小孟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日后才能成为“亚圣”孟子啊！好在，我赶上了王府井帅府园的美院，如今梦里头都是帅府园老美院，绝没有大烟囱、没字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