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聊】
大画家怎么教自个儿的孩子啊？
徐德亮（以下简称徐）：咱们聊聊您的父亲李苦禅大师。现在是“大师”满天飞的时代，但是真正够得上大师的，恐怕屈指可数。我想把李苦禅先生称为大师，业内业外，全国人民，乃至于国家都会认可的。聊李苦禅先生，我想请您先聊聊自己。您今年高寿？
李 燕（以下简称李）：我今年不够高寿，七十有二，1943年生，属羊的。
徐：您也是在旧社会出生。
李：对。
徐：1943年的李苦禅先生已经是大画家了，所以您是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富二代”，能不能这么说？
李：我们家可不富，我小时候对这个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穷。
徐：那为什么呢？
李：我告诉你啊，我在北平出生，苦禅老人给取的名，燕京出生嘛，就叫我李燕。出生没满月，我母亲就抱着我上济南去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时局动荡，你想啊，1943年。
徐：北京还是日本占领时期呢。
李：对，那时候叫北平，为什么呢？迁都南京了，北京不但不是首都，而且还是沦陷区。先父李苦禅，那个时候参与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为了家属安全，叫我们远远躲着去。就这样我母亲带着我到济南，住在回民区——到现在我也不吃大肉。
徐：那为什么送到济南呢？济南有亲属还是……
李：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山东人嘛，我父亲在济南的老朋友多了。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见到我爸爸，才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儿呢？鬼子投降了，我母亲抱着我回到北平，才见到我父亲。
徐：1945年鬼子投降。
李：反正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懂点事儿了，让我叫“爸爸”我就叫了。
徐：还有印象吗，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儿？
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爸爸那个秃顶——他比较早就秃顶了。还有他老拿着毛笔在桌上划拉，后来才知道这是画画。
徐：当时是住在哪儿啊？
李：西城的锦什坊街。可惜了，现在拆了。
徐：白塔寺对面。
李：对，里头是过去巡捕住的地方，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居民房，有点像兵营似的设计，因为离城门近嘛。那时候住在那儿，后来又搬家……反正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居无定所。有人以为，李苦禅应该住一个大四合院，对吧？
徐：那可不，那么大一个画家，还不趁个四合院？
李：没有，没有，他这一辈子，曾经挣过不少钱，但是确实也没留下什么钱，他挣的这些钱都哪儿去了,咱们以后再说。
我们住过很多地方，最值得说的，就是1949年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大雅宝胡同甲2号。这个门牌儿需要说，因为这可能是全世界大师级画家最集中的一个宿舍院，长条形的。
徐：1949年后，那您那时就是7、8岁了。
李：那就很懂事了，我都上小学一、二年级了，一直上到四年级，都在那儿住。上东城根小学，原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小学。
徐：哦，教会学校？
李：对，但是这个教会学校是一个爱国机构，它是由中国基督教爱国三自委员会成立的。在抗战时期，那还帮助过地下工作呢！
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时候，其他画家的孩子们，他们的吃穿用玩，有的相当不错。还有的时候到别人家里看，有个比较，那很明显，人家比较好,我家境就差点儿。孩子容易羡慕别人。只要我一羡慕，我父亲就冲我瞪眼：“不许羡慕，没出息！”
徐：哦，那会儿您家比其他画家还不如？
李：嗯，还不如。我家有什么东西，我现在闭着眼想一想，一件一件都数得出来，就那些件，真没什么东西。我父亲他爱收藏，那时候是收藏的大好机会。50年代啊，反封建，你要是家里有硬木桌子、椅子，生怕被人说出身官僚，赶快处理了。
徐：那一般家里都使什么家具啊？
李：我说你都不信，跟单位总务科那儿借家具！床啊、椅子、凳子、桌儿啊，那都是普通的柴木做的。上头还有小牌，那留着也是文物了，“中央美术学院家具多少号”。哎，就这个，这样你家就像无产阶级了。
徐：哦，“像”无产阶级。
李：那时候思想都挺“左”的。但我父亲他不怕，反正谁都知道他是农民出身，这早就不是秘密了，是吧？哎，你们不要，我要。一对儿清前期仿明的太师椅，多少钱？一对儿，三块五。就算那时候三块五顶现在三十五，那有什么，三百五也不贵。
徐：三千五也不贵。
李：哎，你买不下来。尤其那个大八仙桌，清中期的，雕花云龙束腰，那多少钱？是他教授工资的七分之一。哎，人民币二十五块。现在咱一个教授，甭说别的，我是清华大学教授，我这个七千块，拿出一千块来，我能买一个老榆木的八仙桌不？
徐：一千块，您买一个三合板的差不多。
李：呵呵，你说得太惨了点儿，怎么也得五合板的。
徐：，反正那时候这东西都便宜。那这大八仙桌儿现在还在家里呢吗？
李：都捐了，我们都捐给李苦禅纪念馆了，无偿捐献。谁要看，上那儿看去。
徐：那时候住的房子不大啊？
李：很小。我父亲这辈子住得最好的房子，是他晚年由国家关照，两位副总理给批示分配的。那时候房子很紧啊，那都不是靠钱买，只能靠国家分配。落实政策，王震副总理、谷牧副总理批的，分在南沙沟大院。楼上楼下两个单元，他工作室17平米，睡觉那屋15平米，跟我母亲住一屋。
徐：那现在来看也是很小的房子啊。
李：很小的房子，没有厅，还有一个9平米的小屋，保姆住着。有厕所、卫生间。哎，那苦禅老人就很满足喽，逮谁跟谁说：“哎哟，我现在可住得好喽，我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喽，再也不用上外面泡澡堂子去了。”他一辈子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很简单，还能有这好房子住，这就千恩万谢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啊，可以讲，大部分时间，跟这“高消费”仨字没关系。
现在都讲究吃素身体好，是吧？我们那时候是净吃素了。
徐：买不起肉？
李：节衣缩食。1949年前那个钞票毛极了。那时候全家最有钱的谁啊？就是我。我的褥子底下，那时候平板床，硬嘛，褥子又薄，我垫着差不多一寸厚的钞票，舒服着呢。现在你想试，你也试不着了。
徐：没那个机会了。
李：因为1949年前那钞票都成小孩玩意儿了，尤其是美国帮着印的那个金圆券，一不小心能把手剌了，咯噔咯噔的。
徐：那纸好。
李：纸好着呢，印得也好着呢，摸着油墨都有厚度，比现在钞票一点儿都不差。小孩用它叠三角，“吧”，我把你的拍翻了，就归我了。回家以后开水一烫，倍儿平。嘿，我垫在床底下，那弹性，真舒服。后来都拢火了，因为上头有蒋介石像的暗光儿，还有“中华民国”字样，那留着不是招事儿嘛。
徐：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呢？
李：孩子画画啊，是出自模仿。德亮你要是老在你儿子面前画画，他也想画画。
徐：但是拿毛笔画，跟拿铅笔画，还是不一样啊。您什么时候开始能拿毛笔在桌上、在宣纸上画呢？
李：你问这个话，就说明你没受过这个苦。宣纸、毛笔，是小孩子用的吗？不配！拿什么笔？石笔，在地上画。这地呢，我们住的不是那种四合院的青砖墁地，是老房子那种“水门汀”的地，那就算不错了。
徐：就是水泥的地。
李：拿石笔画。小时候我们老使画石，干嘛呢？上课。那时候普遍都穷，弄点儿纸订个练习本，该交作业的时候，正规的作业往本上写，交作业。老师上课的时候，底下学写字,算算术，用什么？石板。现在都不卖那个了，就是房山出的那个石板。
徐：我都没见过。
李：哎，你到房山那儿看，瓦都是那个做的。
徐：汉白玉？
李：不是不是，哪儿那么好？一片一片的，那石头也不太硬。
徐：页岩？
李：叫什么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管它叫瓦片儿石，因为光看人拿它做瓦了。
徐：黑不拉叽的。
李：黑灰色的。有的连那个四边都没有，有四边的边框那个，得去市场买。有的人直接到房山那儿起一块石头，把四边磨磨，大人还得钻俩眼儿，穿上线儿，搁书包里头。拿画石做的笔，在这上头写。每个人还有一个小板擦。
我开始画画就是拿画石在地上画，反正我父亲那儿画什么，我仿着画什么。画的时间长了呢，就看着什么画什么了。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豁子口200米，到城外玩儿，什么都不花钱，逮个蚂蚱啊、勺蚂螂啊、挂嗒扁（一种尖头尖尾的蚱蜢）啊，粘个知了啊。还有小刺猬，我会逮刺猬，扎不着。
徐：那怎么逮呢？
李：哎，刺猬，你一逮它，它团一团，你下不了手。得用俩中指，从两边腰底下——那地方的毛软啊——这么一搭，搭起来了，带一个口袋，给它搁口袋里头提溜回来。
徐：提溜回来养着玩儿？
李：从小大人就劝：咱们别杀生啊，这个让你养，养不活。喂它点儿，时候长了，它不爱吃饭，就麻烦了。而且一到冬天，它还得冬眠呢，咱也没这个条件，玩几天就放了。
哎，东郊那儿还能看什么？那时候环境还没污染呢，护城河里有碧绿金线儿的青蛙。两边就是野菜，那时候我会采野菜，尤其那野苋菜，野苋菜不是红的，现在炒苋菜不是红汤吗？那个野苋菜是绿的，味道挺好的。你得会采。什么时候采呢？得嚼得动的时候采。采回来之后啊，拿开水那么一焯，剁吧剁吧，剁碎了，弄点虾皮炒炒，拌个馅儿，包大菜包子，省粮食。这个也等于是玩儿了。
徐：那这些什么苋菜，什么蛤蟆呀，还有草虫什么的,您都照着画么？
李：哎，都照着画。还有那个什么菜园子，小时候好奇，咯噔咯噔咯噔，什么声音？一看，小驴在拉水车呢。我就在那儿研究水车怎么画，差点儿没把手给掩了。
可以说一出城就能接触农村生活。现在那一块儿早就变成大楼了。雅宝路就是我们住的大雅宝胡同那地方，现在成了路了。
我小时候，特别爱城墙，那会儿城墙没拆呢，城墙上头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天地，大人看不见，管不着，当然也很安全，掉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