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选摘]
我要搭的是联合航空班机。这架航班号为373的飞机将从芝加哥奥黑尔机场飞往底特律。我本没有打算到这里来，其他旅客也没有打算来这，我们都因为神的安排被丢在了芝加哥。昨夜南密歇根州下了冰雹。底特律机场关闭。就这样，次日早晨，我们这些因为班机取消被滞留在奥黑尔机场的人胡子拉碴，脾气也不太好。有的旅客从巴尔的摩、纽瓦克、波士顿和纽约出发，中途在密歇根遭遇风暴，还有的旅客从奥兰多、卡罗来纳州和西部城市回密歇根，比如我。我正在从内华达州雷诺市回家的路上，我在那里的OGR做了一次演讲，OGR指国际黄金法则协会，是一个殡葬指导协会，口号是“殡葬服务不以黄金论，而以‘黄金法则’论”。己所欲，施与人，等等，等等。我已经搞不清时区和地理位置了。 我们的结局肯定近了。新闻从电视里轰炸过来:战争正在文明的摇篮发生，伟大的城市被军事控制。糟糕的天气会持续下去。我们轰炸敌人，却误伤了自己人。亡魂遍野。
2001年9月那个可怕的周二早晨，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的飞机撞向世贸大厦、五角大楼，还有宾夕法尼亚的一块地，自那以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轰炸所有可以轰炸的，阿富汗、伊拉克，谁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那些受到邪恶侵害的人，必将以邪恶相报。这话是谁说的来着?
“9·11”的死者不仅死了，还消失了。这是这个事件可怕的地方。我们从来没能把他们找回来再好好送他们走，为他们守灵，为他们哭泣，再看一眼他们亲爱的容颜，在熟悉的房间，把死亡带来的茫然空无都聚焦到棺木里这个可怜的有形遗体上，再把棺木扛起，行过城镇，就好像肩膀可以承受这悲哀愤怒，就好像可以在无边无际的悲愤疆土上划限，就好像它具有尺寸、形状、重量和质量，就好像它可描可测。但我们从未能把死者寻回。
几千人就这样死了，消失了，上帝保佑我们。
我们所知的不过是当日的天气、日期和其他麻木的事实，但我们却无法让它不要发生。从纽约垃圾填埋场救回了几千片零零碎碎的身体组织，亲人们在市立火葬场祈祷。好消息是他们还能把珍贵亲人的部分遗体领回。
今年4月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幅照片，一个男子在贝尔格拉德一座监狱外的破坟墓的尘土中亲吻一只骷髅头。根据坟墓的编号和掘墓记录，以及这里所埋葬的尸骨名单，这名字和头颅属于这个男子的儿子。他很多年前被抓走。头颅脑后有一个子弹大的洞眼。坟墓里还有其他的骨头，股骨和肋骨，照片里的男子看起来诡异地满足。因为尽管亲眼见证很痛苦，但眼见为实。亲眼见识才能破口大骂，才能释放情绪。个人独有的悲伤不同于大众的悲伤。地球上到处都是类似的坟墓。因为仇恨、愤怒和不在乎，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所杀，大部分坟墓永远不会被发现，死者在生命门口晃进晃出，已经不在此岸，也没法抵达彼岸。无论他们是饥荒、暴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还是牵涉甚广的战争的冤魂，又或是属于国家或世界悲剧的一部分，他们也都同时是某些人的伴侣、家长、女儿、儿子、亲爱的朋友、邻居、同事。他们的消失并不仅是总体意义上的，他们每个都曾是独特的肉身，他们从床上，从书桌和饭桌上，从饮酒作乐、谈天说地和各种亲密时刻消失，他们每个都独一无二，有着独特的脸庞、声音、触感，这些存在变成不在。他们的死亡如同他们的生命，在属于历史之前，首先属于那些珍贵的身边的人。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贝尔法斯特商谈伊拉克的未来，关于那个被侵入的国家的敌对各方如何在“敌意”被停止之后重新聚到一起来。神职人员召集信众上街，政治人物发表长篇大论，各大媒体公司涌入，报纸记者安插其中。
“仇恨，”总统说，“复仇和历史应该被放下，来换取和平和繁荣的未来。”他说爱尔兰人已经作出了榜样。他从来没有来过贝尔法斯特，也从来没去过伊拉克。
他当然说得很好听。谁不想要那样?让我们忘记过去，试着善待彼此。但说真的，我只是想回家。我在机场已经等得太久，旅行得太久，飞得太久。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等着搭飞机。
同样在候机的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从洛杉矶来的靓丽女士，她也在听着无处不在的闪烁屏幕里传来的丑恶新闻。实际上她来自密歇根，实际上她也来自贝尔法斯特，她也是路过此地。
“我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当新闻提到贝尔法斯特时她说。她小时候搬到了加拿大，然后来了密歇根，之后又去了洛杉矶，她昨天从那里飞往底特律，飞机因为冰雹迫降在奥黑尔
机场。她要去底特律参加她儿子的二十一岁生日。他生在密歇根，现在也住在那里。
我们都在等着叫到自己的名字。早上七点和九点半的飞机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们寄希望于十点五十五分的那一班。
“我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女士说。
“我在克莱尔有一座房子。”我说。她让我想起我最小的妹妹，一样的草莓色金发，一样的满脸的雀斑、蓝眼睛，一样漂亮的方脸。
“是吗!”她问，“克莱尔哪里?”
“靠近基尔基，在西边。一幢细屋罢了。”细这个形容词是我从阿尔斯特和苏格兰的朋友那里学来的，不少爱尔兰北部的家庭是从那里移民来的。另外我还习惯在形容词之后加罢了而不说“只是一个细屋”，哪怕这算不上是爱尔兰英语，也肯定算是一套大西洋中部句法。说起爱尔兰我就会这样说话。“我听说西克莱尔的海边很美。”“很美，”我说，“真的很美。”
她离开贝尔法斯特的时候还是个十岁的小女孩。那是1964年，她的父母应该亲眼目睹了她口中的“墙上的手写的字”。
她说她发誓永远不教自己的孩子去仇恨。因为她小时候曾被教导过仇恨。
“不敢相信我父母竟然教我这个，”她说，“太疯狂了，这很伤人。”
仇恨是她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一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母亲这么跟我说，‘那些眯起来的眼睛。’”“谁的眯起来的眼睛?”我问，“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哦，天主教徒。”她说。 “懂了，懂了。” “我叫罗琳。”她说。“我叫汤姆，”我说，“很高兴认识你。”
罗琳曾有一个天主教徒朋友，一个叫艾琳的女孩子，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她们一直很处得来，罗琳父母也没说什么，直到有一天罗琳跟着艾琳去了艾琳的“教堂”。她父亲听说她去了天主教堂，就狠狠揍了她，就像有的家长因为小孩闯入人潮拥挤的街道会大加责打一样，只是他父亲揍得更狠。
“就好像我在那里会‘感染’上什么一样，”现在罗琳说着当年事，还是会因为此事的不公平而难过，“天啊，这种仇恨到底是哪里来的?”
她的目光移向拥堵着的滞留旅客。“最好能赶快回家。后天就要开始上班。”“保持信念，”我这么告诉她，说得好像我自己有信念一样，
“你一定来得及赶回家吃上晚饭。”“我儿子出生那天雪下得好大。学校都关闭了。真神奇，1982年4月，二十一年了，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罗琳不带一点爱尔兰口音，她讲话像电视新闻播报员。“我从来没有教他去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