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参观、会谈和祝酒
从一切报道来看，尼克松的游览全部是按计划进行的。不管计划要参观多少地方，最初出发的时间和最后返回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然而不管美国人做出多少节外生枝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感到中国主人催逼他们按照时间表行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这样做；最后时间表总是一分钟也不差。几个月以前，我体验到这种奇妙的安排时，曾问一个中国的礼宾官员，他们怎么能够把精确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礼宾司那样着急而气势汹汹地显示自己的才干。这位中国外交官回答说，这很简单。对外宾只告诉他们出发和返回的时间以及要去参观的地点。不像通常礼宾官员所做的那样，用详细的时间表约束外宾(以显示准备的周密)，这样外宾就不感到心理上的压力。为供他们自己掌握，中国人把参观时间按八分钟一段分作几段(为什么是八分钟仍然令人莫明其妙)。如果外宾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长，就从以后参观项目中减少几个相应的八分段；如果相反，可以加上一些八分段。
换句话说，中国人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神奇的安逸感；这种做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
由于做了这些准备，各种参观活动进行得像彩排的表演一样。每一个场合，大批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老资格的记者围了上来，热切地想记录主角的深刻思想。“这是伟大的城墙，”尼克松在长城对聚集起来的记者们说，表示他赞扬这一项人类最壮观的创造。参观活动都由电视转播实况一事更加强调了，这项宣传手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息。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电视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现实和中国的雄伟壮丽，这是多少外交照会都无法证实的。归根到底，先遣人员也为历史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而这一点我事先并没有认识或重视。
在中国的战略磋商。左起：霍尔德曼，基辛格，尼克松，齐格勒。
每天晚上都有象征性的活动——有宴会，有在体育馆里举行的体操和乒乓球表演，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到过中国十次，宴会对我来说似乎是老一套了。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经过东道主精心安排的宴会仍是那样不可思议地新颖，表明东道主认为这次宴请的来宾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事先得到了尼克松喜欢的乐曲的名单，每次宴会时他们技艺高超的军乐队便演奏其中的几支。我们出使北京的七天中，有四个晚上举行了正式宴会： 周恩来的欢迎宴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杭州市的宴会和上海市的宴会。此外，在北京周恩来还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
在首都的几次宴会都安排在巨大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大会堂是为纪念共产党接管中国而建造的。这座建筑物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对面紫禁城朱红色的城墙，它兼有新古典主义和共产党巴洛克的风格，呆板而一目了然，跟古代中国精巧而含蓄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广场的一侧虽被这座庞然的建筑物所堵住，但是仍显得十分宽阔，大会堂摆在那里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它的规模令人生畏，它所表现的企图千古长存的雄心使人们暂时忘记对它的设计的通常想法。
在我历次访问中，宴会的程序都是千篇一律的。人们循着一个庞大而陡耸的分层楼梯走向似乎很遥远的高处，然后进入宴会厅。有心脏病的人走上去恐怕就会丧命。(虽然有电梯，但每逢国家元首来访时，参加宴会的人很多，不得不走楼梯。)中国领导人等候在楼梯的顶上。几个木架子已预先排好，几名有礼貌的官员按照严格的礼宾级别把我们排好，拍那必不可少的集体合影。不论代表团有多么庞大，都会很快排好，不消三五分钟就照好了。接着贵宾们在进行曲的伴奏下被引进宴会厅，同排成长队的各界要人一一握手。宴会厅可容纳多达三千人。在尼克松访问时，赴宴人数约为九百，但是大圆桌安排得毫不使人感到空旷。主宾席设在讲台的下方，台上有两套扩音器，一套供领导人祝酒用，另一套供译员工作用。我同尼克松夫妇和周恩来坐在同一桌，不过距离太远，无法参加他们的谈话。宴会的气氛十分欢快。不仅一道道菜肴无休止似的端上来，而且桌上的每个中国人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注意使每个美国人的碟子里随时堆满了食物。
当然还有无休止的祝酒。我们喝的是茅台，这是一种烈性酒。我认为，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对此我得到过形象化的证明。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演示这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火竟不熄，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流满了桌面。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宴席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他的空杯，逼得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使谁都蒙混不过去。中国人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宴会的进行，也就越发热情奔放起来了。幸好宴会的祝酒词是事先准备好的，宴会时只是宣读一下。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这座伟大的城市，在过去，曾多次遭到外国的侵略和外国的占领。我们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忠于这样一项原则： 决不允许这个城市，或者中国的任何部分，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独立国家，再度遭受外国的控制，外国的占领。
“总理先生，我们两国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幸好当时记者们也喝得有些糊里糊涂，而且他们也不想再发表任何超过《上海公报》的重要新闻了。在这些宴会上我的问题是，每次宴会之后我一般还要和乔冠华会谈几小时，来草拟《公报》。有一次我对他说，现在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不妨用汉语来讨论《公报》。
但是这些宴会在美国早晨的电视节目里实况转播，却达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目的。它们迅速而戏剧性地向两国人民表明，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新型的关系。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宴上特别热情的欢迎词中说，尽管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他没有提到台湾；他具体表示不会用战争手段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这只不过是明确说出我们在私下里已经知道的意思。这是又一次虽然是含蓄的保证，要我们无须再担心中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武装干涉。五周以后，当越南人向我们发起攻势时，这一了解对我们十分有益，特别是莫斯科也作出了类似的(虽然是口才较差的)保证。
尼克松的答词带有更加浓厚的感情色彩。他曾推敲了我给他起草的讲稿，用他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加上了毛泽东的语录。他强调我们两国具有超意识形态鸿沟的共同利益(但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我经过多次访问之后，对这些宴会、祝酒、音乐，都感到颇为寻常了。但是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二十年前同我们打过仗的军队的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利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然在外交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