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不见天日，尘土为友
—研究人类的那些人
DOWN AND DIRTY: Studying the people who study people
“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要让干涸的清泉再次汩汩流淌，让被遗忘的事情再次被记起，让已故去的人复生，让环绕着我们的历史之河再次流动……”
——C.W. 锡兰姆 《神灵、坟墓和学者 ：考古学的故事》
这些书页里可没有恐龙。如果你想找的是研究恐龙的科学家，你应该去看关于古生物学家的书。本书关注的是考古学家，他们研究的是人类和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比如骸骨、垃圾和废墟。
这本书里的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些不起眼的东西，从石器和破罐到尘土。他们追寻这些遗物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们为何破碎，根据周围的一切蛛丝马迹，如其所处何地、与何为伍，来判断它究竟是垃圾还是具有考古价值的宝贝。所谓宝贝，就是被埋藏多年，一旦被发现便可以改变历史记载的东西。我曾经看过一段关于考古学家的视频，在一处即将成为纽约新地铁站的地方，一位年轻女性站在齐腰深的坑道中，她的双眼在安全帽下熠熠生辉：“我们发现了一枚有日期的硬币！”
没有比现在更适合追随考古学家的时机了，新的考古发现和不断进步的科学一直在校正我们已知的历史。英国君主的骨头在停车场被发现；青铜时代的鞋履和维京时代的手套现身融化的冰层中；借助激光雷达（Lidar） —一种空中遥感测绘装置，我们发现吴哥窟下面还隐藏着另一座幅员辽阔的古城。如今不断可以看到类似“xx 地方在 xx 年之前早已存在”的标题，是科技的进步引起了考古成果的增加，而战争、商业开发、极端天气和气候变暖这些变化因素与破坏行为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揭示历史。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考古学家们已很难跟上。
然而，随着发掘现场的增加以及考古学研究范围的扩展，考古学家们发现自己也落入了与其他文化记忆工作者相同的困境—为了更好地抢救、保护研究和解读人类历史，他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工作，而得到的支持却微乎其微。如果说考古学家们的目标是在线索永远消失前尽可能多地捕捉历史，那么他们到底期待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但实际上，同图书管理员一样，在公众对他们模糊的刻板印象背后，考古学家们付出了许多并不为人所知的辛劳。好莱坞一手打造的英勇冒险家形象，与考古学家的真实形象大相径庭，在现实中，他们随身的装备无外乎一条毛巾和一些幽默感，然后试着从破烂和废墟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在沙盒里玩大的孩子，大约都梦想过成为考古学家。我小时候就总是拿着工具在各处掘地三尺，一心一意地寻找化石。而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自己“莫忘初心”，并且试着用全新的视角重新探究一切—比如通过考古学家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星球。在那些残垣断壁之中他们究竟能发现什么；他们如何借助一块碎陶片或者一颗牙齿拼凑出过往；他们又是如何帮助我们追溯和保存历史的。
为写这本书我去了许多地方，也做了许多事。我上过马丘比丘的山顶，下过纽波特（位于罗德岛）冰冷的海水 ；我结识了不少考古学家，甚至成了考古技术的行家 ；我遍寻研究各个时代各种文物的专家 ；我还去了一般不太受考古研究重视的地方寻找考古学家，比如加勒比海和荒草丛生的费什基尔（位于纽约州），考古学家们试图根据那里种植园和坟墓的零星遗存来解读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的历史 ；我还去过地中海，参加“地球耳语者”组织的关于古典时期的考古发掘，对从青铜时代到罗马帝国衰落这段旧世界历史进行了考证 ；我研究过远古时期的人类，并追随过一位致力于研究冰河时期的考古学家 ；我还接触过与军方、重案组、酿酒师共事的考古学家们 ；我见过来自秘鲁、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爱尔兰和津巴布韦的考古学家 ；在这个曾经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我遇到的女性考古学家并不比男性少。
通常，我都会和我的向导们一同大汗淋漓地进行发掘，不过我发现的东西基本上都被他们扔到了一旁。所以，我在写这本书时也剔除了一些对了解他们真实生活没有多大用处的内容，比如考古专业术语、地质测量方法、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各种学术理论等，因为这些内容既没有让普通读者深究的必要，也无助于本书展现考古学家特质的主旨。考古学家穷其一生在这个星球的表面挖来挖去究竟是为了什么？考古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考古学家们到底喝掉了多少啤酒？这些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
有个研究生曾跟我说 ：“等世界末日来临时，你就会想要认识几位考古学家了，因为我们既会生火，又会捕食，还会建造高山堡垒。”听到这儿，我赶紧把她加进了我的通讯录。高山堡垒？鬼知道会造这东西能有什么用？我暗自思忖。“不过，”她继续向我介绍她和她的同学们未来的工作状态，“我们最后大概只能住在纸板箱里，就跟我们爸妈最担心的结局一样。”考古野外作业多是又脏又累的辛苦活儿，常见的短期作业基本都是为即将开展的建设工程评估土地状况，以确保摩天大楼、地下管道或者商业街区的建设不会毁坏古村落或者古墓葬遗址。考古学者们会拼命争取这类工作，然后竭尽全力保护那些在评估中被发现的遗存。尽管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过人的能力、丰富的经验，甚至傲人的心气，但面对与考古专业相关的事情时，他们总是虚怀若谷。正因为见多识广，这些人才更清楚未知的世界比已知的更广大。有位考古学家曾不以为意地说：“将来肯定会有人说我第一本书的大部分观点都有问题”。还有一位考古学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学生们在未来10年内所掌握的知识将会让我们甘拜下风。”我深深地被这些资历深厚、目光长远、满怀感悟又有故事的人们所吸引，在我认识的各行各业的人中，他们是最为坚韧不拔的一群人。
4年前，我参观了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在那里我见到了不少从爱尔兰的沼泽里找到的古代金器，比如金项圈、金球、金冠、金镯和一些耳饰（他们认为）。那段时间，爱尔兰的经济陷入了泥潭。可以这么说，都柏林到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跟单身派对上从英国人口袋里掉出来的玩意儿一样。而这里却到处都是金灿灿的，那些好似来自仙境的珠宝整齐地陈列在展示柜里。
在博物馆的主陈列厅后面有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此处存放的是在沼泽之中发现的另一类文物—人类遗骸。这些骸骨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超过千年，它们都被缺氧的沼泽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沼泽遗骸并没有因为肌肉腐烂而成为骷髅，相反的，它们的骨头都已消融殆尽，而肌肉、器官和毛发却得以保留，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是天然形成的木乃伊。展厅内循环播放的视频中有如下片段—“我们可以看到铁器时代的人类面孔！”，一个声音狂喜地说，“他们的睫毛竟然还在！”每具沼泽遗骸都被单独安置在一间展室里，走进去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型的蜗牛壳。这些遗骸在铺设了地毯的展厅中安息，氛围庄重而肃穆。我停下脚步，仔细端详着克隆坎瓦人（Clonycavan Man），他身形瘦小，脸部像是深色皮革，还留着一小撮山羊胡，他的头发被一种油膏固定在头顶，发型像极了舞会皇后。这种油膏的主要原料来自一种树，而这种树却生长于离沼泽人家乡千里之外的地中海地区。
尽管克隆坎瓦人的脸部和胡须保存完整，但我还是被一个大家伙—老克罗根人（Old Croghan Man）—吸引了。虽然现在他的头和腿都已缺损，但可以推测出2000多年前，他还能在地上行走时，身高起码有 6 英尺（约 1.83 米）。他的躯干也已变成深棕色，在微弱的光线下几近栗色。他的双手保存得异常完整，科学家甚至从他的手指上提取到了指纹，并且10个手指中的 8 片指甲都已找到并复位。他的头部应该是被人砍掉的，他肌肉发达的上臂则被残忍地刺穿，形成了许多大洞，一种用柳条编成的“柳绳”从中穿过，杀害他的人就是用这种绳子把他的尸体固定在沼泽里的。此外，他的乳头也被一并切除。在那时候的爱尔兰，似乎有一种习俗，人们可以通过吮吸国王的乳头来表达对国王的敬意。没有了乳头，便无法成为国王。
据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的推测，老克罗根和克隆坎瓦有可能都曾是国王或首领，或是对王位极具威胁的头领，还有可能是贵族阶级贡献的祭品，为了某种宗教仪式他们被带到了国土的边境，以这种惨烈的方式被处决。（我想起了一个我认识的考古学家，她曾经笑着跟我说 ：“如果你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是仪式就好啦！”）
克隆坎瓦和老克罗根都是在 2003 年被偶然发现的，发现时间相隔几个月，发现地点相距25英里。由于是在开采泥炭时被挖掘机挖出，他们都略有损伤。没关系，我们发现了人体组织啊！可是找谁来研究呢？考古学家、生物人类学家和研究古人发型的专家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了对这些遗骸的研究分析工作。于是克隆坎瓦和老克罗根在死后又经历了一遍不亚于生前的“折磨” —比如接受了各种数码和激光成像检查，红外线、紫外线和常规X 光分析、3D 面部重建、孢粉分析、肠胃、牙齿和皮肤检查等。有人分辨出了克隆坎瓦身上的柳绳的树种，有人识别出了老克罗根袖口的皮革材料。最后，专家们把这两具遗骸进行了处理并放进了特制的温控玻璃棺材以供展出。几十名专家悉心梳理所有信息，以期获得历史研究的证据。我也想要有这么一群考古专家！
沼泽遗骸，作为顶级文物来说，实在太令人着迷了。“有些人站在那儿动也不动，脚下像生了根。”海瑟·吉尔-费雷尔金说。她是一位难得的北美考古顾问，一听说挖掘机又挖出了一具遗骸的消息，就立刻从大洋彼岸飞来了欧洲湿地。在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见过一张图伦人（Tollund Man）头部的照片，那是一具在丹麦某处沼泽里发现的遗骸。图伦人是一个 2000 岁的男子（也可能更老一些），和其他沼泽遗骸一样，尸骸的状态也与其他大多数的尸骸相反—浑身骨骼溶解殆尽，人体组织却得以留存，皮肤呈棕色，其余部分保存得非常好。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下巴上的胡楂和额头上的褶皱，虽然颈间被编织皮绳缠绕，但他的表情依旧安详。沼泽里的某些物质有防腐作用，可究竟是什么呢？吉尔 - 费雷尔金得到的答案是无人知晓。“不要告诉我‘无人知晓’。”她说。为了证实她的想法，她设计了一个实验—把死去的小猪和猪蹄埋进沼泽地里。她拥有3个学位以及一个法医人类学的研究生学位，写过关于木乃伊和沼泽遗骸的文章，她不同寻常的考古生涯始于欧洲，目前她的身份是“世界各地的木乃伊”巡展的科学和教育负责人，以及伦敦大学法学院远程教育的一名学生，主修文化遗产法。
她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发现于德国石勒苏益格的铁器时代的沼泽遗骸，得出的结论是这具名为温德比女孩（谢默斯·希尼为其献诗一首）的遗骸其实是一个男孩。吉尔-费雷尔金谈论这些时，就像在和我聊一位共同的朋友—“你知道吗？温德比女孩其实是男的。”她对佛罗里达某处的一个水塘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水塘底部的泥炭里也埋藏着许多尸体—没有人体组织或器官，但骨骼和完整的大脑却被神奇地保留了下来。“那里只有 369 具沼泽遗骸 2，物证非常少，”据她透露，有些遗骸已落入私人之手，“你根本想象不到有多少人想要木乃伊。”考古现场遭到盗贼洗劫的情况已是考古之痛，因此解决安保问题成为此次木乃伊巡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原以为需要在沼泽中进行大量考古发掘工作，吉尔-费雷尔金更正了我的认知。如果要进行仔细的发掘就需要把沼泽抽干，如此施工不仅耗费财力，而且十分困难。“这些沼泽遗骸都是被泥炭挖掘机偶然挖出的，因此受损情况较重，”她说，“沼泽是绝佳的埋尸地，也是极易发生意外之地，比如一只羊掉进去以后，很可能追逐它的牧羊犬也会跟着掉进去—沼泽虽然不是流沙，但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吉尔-费雷尔金说自己走进木乃伊的世界是因为她的那个实验，据此实验她发表了名为《一只小猪去了坎布里亚，另一只去了威尔士》的论文。那些小猪绝非为了实验而专门宰杀，仅有一头母猪死于意外。她本人对暴力和死亡十分抗拒，她甚至会让她丈夫把她在新罕布什尔家中抓到的蜘蛛和苍蝇都放生。他们养了一条名叫“阿穆特”的贵宾犬，名字的意思是“噬魂兽”。但她似乎更喜欢聊关于“绒毛”的事，那是一条发现于德国某个沼泽的 16 世纪的狗，为了木乃伊展，她需要好好研究它。“绒毛”被发现时，头部只剩骨头，但它的机体组织和部分器官尚在，同样保留下来的还有它可爱的棕色被毛—“它可是现存最古老的、软组织尚存的动物尸骸！”她如此说道。
曾有一位考古学家朋友拍着胸脯跟我保证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各种箭头和标记，让你晕头转向。”我一直没把这话当回事儿。后来，我用了一整个下午在威斯康辛州拼命寻找象形丘之后，我觉得果然还是应该找个向导。象形丘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处著名古迹，早期的印第安人用泥土堆出了动物和神灵的样子。根据我带的一本书中所说，象形丘是世界级的古迹，其壮观程度堪比秘鲁的纳斯卡地画。好吧，但是根据照片来看，那些纳斯卡地画—刻在荒原表面的巨大画作，主要是鸟类和几何图形—看起来十分震撼，相比之下，这黑白的威斯康辛象形丘照片则一点儿也不。尽管如此，我可是一个美国人，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除了一张地图、一个标志和一个观景平台—有观景平台意味着有景可观对吧？ —可我连风景都没看到，更别提什么动物形状了。象形丘的“丘”到底在哪儿？我到处找359 英尺高的东西，可似乎只找到了 359 英尺长的东西。从导览手册里我了解到这里是“举世震惊的土丘”，但我真没看懂“地势低矮……随着自然地势形成，与当地地形融为一体。”这是在说些什么鬼？对我们有些人来说，这些东西根本就看不到。有些山丘是鸟、蛇、豹的形状，有些则按大熊、小熊星座的排列来表示熊，换句话说，是用来提示我们要看些什么。可如果这里根本不是象形土丘，也没有动物的形状呢？其实这些土丘看起来不过是圆形的小山包，有的里面有墓葬，有的没有，它们是人类用泥土堆出来的未解之谜。
美国国内的首次考古发掘大约是在独立战争时期进行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挖了条进入一个印第安古墓的通道，并依据其发现的人骨和其他文物写了一篇科学报告。我猜，他发现的那个墓丘应该比象形丘显眼得多。
后来，我听说有位名叫戴安娜·格林李的考古学家对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弗蒂角纪念土冢的研究很有兴趣，她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些土丘和垄脊的价值堪比大峡谷、独立纪念馆、自由女神像等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出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峡谷……和波弗蒂角？格林李向我作了解释，几千年前，来自于密西西比河下游文明的人们，在他们狩猎和采集之余将大量的土壤从很远的地方徒手一篮一篮地运到此处，建成了土丘、同心圆型的垄脊和一个巨型广场。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建造土冢的原因。波弗蒂角意义重大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其一，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很少会大兴土木 ；其二，他们建造此处工程的速度惊人 ；其三，此处工程占地面积巨大。据格林李所说，波弗蒂角的土丘和巨石阵占地约400 英亩，能与其规模相提并论的人造景观大概只有火人节时的黑岩城和佛罗里达州的一座综合性办公楼。听了她的介绍，我对波弗蒂角肃然起敬。后来，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2014 年夏季公布世界遗产名录时，波弗蒂角赫然在列。
到底有没有人了解象形丘啊？我真想把地球晃一晃把那些专家们都筛出来。难道这里的人造山丘与天然山丘真的这么难以区分吗？它们的差别细微到我们带着地图循着标记都无法发现？晚期伍德兰印第安人建造的豹形山丘我连看都看不到，而美洲原住民建造的更古老的波弗蒂角却如此引人入胜—即使它的名字听起来还有点悲惨。比起了解前者的专家，我对发现和研究后者的人更感兴趣，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错过多少历史啊！
一天，L. 阿德里安·汉纳斯告诉我，在位于南达科他州的一处史前美洲原住民村落里有个洞，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十来年了。那里除了有碎陶片、磨制石器和古代篝火的灰烬堆，还有更了不起、更重大的发现。这位留着长发的考古学家说他找到了一些被火烤裂的石头和折断的骨头，而这正是当时人们提炼骨脂的证据。于是，我就坐到了南达科他州的拉皮特城里的小餐馆里，一边吃着油腻腻的鸡蛋一边想努力搞清楚“骨脂”到底是什么。
毫无疑问，考古学家颇具魅力，但有时他们对考古工作
中令人作呕的部分居然表现得甘之如饴。汉纳斯，这个会在餐厅点烤焦培根的人（如果他不特意要求把培根“烤焦、烤黑、烤成灰”的话，“他们就会把半生不熟的给我端上来”），其实是骨脂研究的专家。骨脂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的克罗斯科，是一种深藏在大型兽骨里的稳定油脂，对古代人类的饮食而言意义非凡。
与骨髓不同，骨脂的提炼需要经过许多工序，汉纳斯一一向我解释道 ：“首先你需要收集许多大骨头并砸碎它们，然后刮掉骨膜—就是骨头表面的东西，而骨脂是没有办法直接挖出来的，你必须用水煮这些骨头。不幸的是，美洲原住民所使用的陶罐不够结实，并不能盛放沸水。这些陶罐是人们用篝火烧制出来的，篝火的温度仅能达到1000℃～ 1200℃，而能够用来煮水的陶罐则需要经过能达到几千度的火力的烧制。介于此，这些人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先是在地上挖个坑，然后用处理过的兽皮铺满，最后向坑里注满水并倒入碎骨。与此同时，他们对巨大的石块进行炙烤，到达一定温度后，就把这些滚烫的大石头从火堆里取出，并扔进那个装满了水的土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些滚烫的石头会在水里吱吱作响然后爆裂，同时水会沸腾，而那些骨脂则会浮上水面然后被人们收集起来。
汉纳斯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油脂被成功提取。而这个过程产生的各种碎片，从被火烤裂的石头到骨头上明显的被劈裂的痕迹，都是值得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从这些残留的碎片里，我们看到了古人的种种努力，也看到了骨脂对这些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与汉纳斯培根上的油脂和拥有大理石纹路的兽肉中的油脂不同的是，骨脂可以存放几年不变质。美洲原住民们会特意储藏骨脂，以备在狩猎和采集收获无多的时候聊以充饥。此外，骨脂还可以用做灯油以及为兽皮做防水处理。把肉干和浆果加上骨脂混合便可制成干肉饼—此物即为1000年前的能量棒，有了足够的干肉饼，美洲的原住民才得以展开长途跋涉的旅程（如果没有备足方便的食物，就要花费许多时间狩猎觅食）。人们在南达科他州的米切尔曾发现过来自卡霍基亚的陶片，两地相距700英里，可见骨脂确实让长途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
汉纳斯用野牛的骨头和史前工具，运用原住民的方法自己制成过骨脂，然后他又用这些骨脂加上肉干和蔓越莓干为自己做了一些干肉饼。“好吃吗？”我问他。他吃完了培根，笑道 ：“我都要吐了。”
考古学家对于吃这方面不太讲究。一名野外作业的考古学家曾这样跟我描述他的工作午餐 ：“我们会把博洛尼香肠三明治、芥末酱、花生酱、果冻和芝士，或许还有点儿腌菜放在一起揉成一团，吞下去，然后立刻回去工作。”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太上心。“让我想想，”另一位考古学家细数起了自己从业以来的病史，“我得痢疾那会儿严重到大家都对我避之不及，我还得过4次疟疾。不过我还没被人拿枪打过，等等，让我再想想，嗯……没有。”
在旁人眼中，这种工作应该和印第安纳·琼斯的冒险差不多刺激，可以时时都与宝藏和危险做伴。而实际上，考古工作真的没有那么刺激、有趣。考古学家们固然是探险家和冒险家—好莱坞已经让这些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们真的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进行发掘的遗址可能空无一物 ；文物也可能细微到根本看不清细节。这样的场景随时都会在泥泞的坑洞里发生，而我们的英雄们则始终围聚在那里，毕恭毕敬地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