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
一举成名后，全国各类报刊挤着上门约稿，李希凡、蓝翎两人应接不暇。
当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类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空前活跃。秉持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凭借着理论创新和学术自省，在工作之余，李希凡继续在陋室里“开夜车”，进一步完成了《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红楼梦评论集》等多部著作。
《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对原著里的60多个典型形象进行了透彻分析，而《红楼梦评论集》则对《红楼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纠缠于琐碎考证与索隐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开拓了《红楼梦》评价的新时代。
同时，李希凡还涉足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戏剧、影视等多个领域，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各类作品展开了细致评析。他的评论自成一家，从不见风使舵，在历次文艺论争中保持着学者的良知和文艺批评的求真本色。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李希凡为《星火燎原》《红旗谱》《苦菜花》《保卫延安》《欧阳海之歌》《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达吉和她的父亲》等长篇小说撰写了大量评论。
坚持自我、为真理而辩是一个评论家的本色。
1956年，李希凡再次挑战权威和先贤，就阿Q人物的“典型共鸣”说与何其芳展开了一场长达20年的“马拉松长跑”。
何其芳在《论阿Q》一文中把“阿Q精神胜利法”抽象成“古已有之”的“人类普通弱点之一种”，并举例，爱哭的女孩就被叫作林黛玉；喜欢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所喜欢，就被称为贾宝玉，这是一种“典型共名”现象。
李希凡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撰写了《典型新论质疑》和《关于〈阿Q正传〉》，批驳何其芳把典型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解释为超越时代、社会、阶级的某种抽象品质的“化身”，无法代表文学典型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思想意义。
后来，何其芳又撰文批驳李希凡的观点，两人就“典型共名”说展开激烈辩驳。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希凡随即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王蒙小说中粗暴的教条主义提出异议。
不料，这次却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毛主席批评我脱离群众，一到报社就当起了婆婆，适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我于是赶紧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不善言辞，不想去教书。那时我是有名的‘好战分子’，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为此闯了不少祸端。”李希凡后来坦诚，当年对王蒙文章的批评的确有失偏颇。
就在李、蓝走红后不久，文艺界掀起又一系列更为复杂、更为尖锐的思想批判和阶级斗争，各种政治风潮接二连三地展开，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学人在时代的漩涡中载沉载浮。李、蓝的命运也如同坐“过山车”，急转而下。
蓝翎被划成“右派”，李希凡稍稍幸运一点，但也在历次风暴中被纠察、挨整。在那个“多事之秋”，李希凡一边接受严酷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一边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艺进行密切的关注、分析、研究和评议。他手中的笔从来都没有搁下过。
李希凡的良知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风波中再次经受了考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的“退田”“评冤狱”与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在企图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
“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冲突，我既没有从戏里读懂，也没有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讲的历史大背景，是我这个‘书呆子’没有认识到的。”李希凡说。但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被广泛转载，各大报刊也都在组织、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在江青授意下写就的。而此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只顾秉持学者的良知和风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样，写出如此牵强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文章。
由于“不听江青的话”，李希凡被说成是“黑线专政”下的“宠儿”，进了“牛棚”。“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做了十年编辑，出了七本书，我认为自己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评论作品和分析文学现象，现在却成为‘黑线统治’下的‘毒草’，我想不通，却又必须说服自己进行检讨。”
之后，“文革”爆发，李希凡两进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段蹉跎岁月，他与时间赛跑，白天艰苦劳作，晚上在荒冷的小屋熬灯夜战，写出了《〈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十年浩劫结束，全国迎来了文化艺术的春天。在党的领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与执行，评论家们又开始了正常的学术研讨，不计个人恩怨地进行着不同意见的文艺论争。李希凡也继续秉持一个理论家、评论家的社会良知和奋发有为，为新形势下的文艺评论发表着自成一家的独立见解和主张。
1986年，李希凡调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离开了在《人民日报》长达32年的编辑岗位。报到那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立即约见了他。
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曾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进行过批评。可王蒙并无芥蒂，而是热情欢迎李希凡来艺术研究院任职。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李希凡主持编纂了《红楼梦大辞典》和学术巨著《中华艺术通史》。
《中华艺术通史》是艺术科学类国家重大课题，历时10年，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的空白。在长达60年的学术研究中，李希凡先后发表并出版了《红楼梦艺术世界》《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等20多部研究著作，收获了逾四百万字的学术成果。
作为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人，李希凡身上的故事还不止这些，他戏剧性的悲喜人生映射着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和命运沉浮。
从李希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人对文化的坚守、对治学的严谨和对真理的探求，感受到20世纪我国文艺批评的发展繁荣和文艺论争在学术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也从中窥见那个社会变革、思想动荡的年代给中国文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和痛苦。
李希凡，这个从旧中国的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对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事业始终怀着矢志不渝的情感。至今，他最崇拜的人依然是鲁迅和毛泽东。
回首往事，李希凡客观地说——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学术应多注意讨论，平等切磋，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谁也无法抹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新生。”
李希凡表示，若当年不是因为红绿色盲未能参军，他一定会追随毛主席参加革命。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必将多了一位勇猛顽强的革命战士，少了一位成就斐然的文艺评论家。
（赵凤兰,作者为中国文化报主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