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文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李希凡看到，当年国内高等学府的古典文学教学，受胡适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影响的较多，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古典文学思想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的较少。于是，他产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新评价我国文学遗产的冲动。
然而，李希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蓝翎共同撰写的《红楼梦》评论文章竟然惊动了毛主席，进而成为掀起20世纪50年代一场大规模思想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红楼梦》大批判缘起于1954年。当时，被山东大学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的李希凡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新建设》（1954年3月号）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联想到前几年俞平伯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所著的《红楼梦考证》，李希凡觉得，这些“新红学派”权威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说”“自叙说”“写生说”“感叹生世说”“写闺友闺情说”“为十二钗作本传说”都是以偏概全，都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曲解这部文学经典的美学底蕴和时代意义。
正如曹雪芹生前所忧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正被“新红学派”曲解、贬低，甚至误读。《红楼梦》已发展到“宫闱揭秘”，成为“索隐大全”，简直不再是文学杰作。
初生牛犊不怕虎。出于一种论证与求真精神，李希凡和当时已分配至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好友蓝翎商量，决定共同撰写《〈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向俞平伯发起了学术上的批驳。
李希凡说——
“‘新红学派’只在琐碎考证上下功夫，看不到《红楼梦》对封建末世贵族统治的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级观念渗透在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姿多彩的表现。《红楼梦》绝不只是俞平伯先生讲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儿’，更不是胡适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通过深刻的思想内容、典型的人物创造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上层建筑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在李希凡看来，《红楼梦》决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色空”这类唯心主义观点不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形象，实为一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
李希凡还认为，文学的研究，应走出烦琐考证的泥窝，把重点放在文学作品对当代的反映，以及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意识形态的内涵、特点和对文学史作出的特殊贡献上——
“我形成的这种评价作品的视角有‘五四’和‘左翼’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有苏联文艺的影响。我常想，即使我永远赶不上‘三个斯基’的理论水平，但能在中国四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中，深入它们的时代精神内蕴，真正从文本的思想艺术上得到正确的解读，也算没有白读中文系。”
驳俞文章完稿后，李希凡与蓝翎希望能在《文艺报》上刊发，于是给《文艺报》写了信，询问批俞文章可否发表。在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们改投至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当年的《文史哲》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而驳俞文章正契合了这样的办刊宗旨。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随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24期）刊登了《评〈红楼梦研究〉》。
在读到这篇批俞的文章后，毛泽东对两个文学青年的学术观点和敢于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于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附上驳俞的两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请党内高层和文艺界领导人传阅。
“两篇文章，一夜走红。”
文艺界随后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创纪录的联席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多月。郑振铎、吴组缃、冯至、钟敬文、老舍、郭沫若、茅盾、周扬、聂绀弩、丁玲、启功、何其芳等文坛老将和《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的领导人群贤毕至。
会议指出，《文艺报》等许多报刊、机关，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错误地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压制“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会议批评了俞平伯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继而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也展开了批判。
联席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这场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其实，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成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矛盾相互交织，一大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还不太熟悉马列主义，缺乏辨别是非的正确的思想武器。
而李、蓝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红楼梦》，正好契合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观和当时的思想教育需要。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语言”，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是“顶好的政治小说”，故此难以容忍“新红学派”对其价值的贬低。
毛泽东承认，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提倡白话文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此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正左右着当时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因此，结合实际事例，开展一场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清理和批判，以肃清它对文化教育战线的影响是紧迫的，也十分必要。
在毛泽东看来，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来都不是纯学术问题。这场“大批判”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是用资产阶级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中国社会的文艺研究和理论实践。
1954年的这场《红楼梦》大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新起点，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通过批判，知识界划清了思想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也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先后被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各种殊荣和奖励随之蜂拥而至。
一时间，两个默默无闻的文艺青年，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