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北京各界人士在通县公开焚烧了超过7000盎司的鸦片等毒品及吸毒工具。
官员和在场的教会人士检查即将销毁的烟土和烟具。
销毁烟灯。
▲将鸦片扔进火里焚烧。
通县禁烟活动仪式上，各界人士合影。
参与禁烟的各界人士。
即将销毁的烟枪。
刚刚过去的6月26日，是第31个世界禁毒日，今年世界禁毒日的主题是“抵制毒品，参与禁毒”。
查禁烟毒，在中国并非一个现代才有的概念。早在19世纪20年代，道光皇帝一道诏令，就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大刀阔斧的虎门销烟，更是把这次运动推到了顶点。
这次禁烟事件成了英国发动战争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便是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和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成灾。
甲午战争惨败后，民族救亡运动空前高涨，鸦片问题作为国家耻辱与衰败的象征，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1906年9月20日，光绪帝明降谕令，宣布严厉禁烟。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多次交涉，终于在1908年3月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
第二年的2月1日，中、美、法、德、日、荷、葡、巴、俄等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万国禁烟会议，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国际禁毒合作的先河。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得清末持续五年多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据统计，运动期间关闭了数以万计的烟馆，仅京师就有2.1万“烟民”戒了烟毒，直隶、山东还实现了罂粟的完全禁种。
民国初建，1912年3月2日，上任不久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了《大总统禁烟文》，斥责鸦片“小足以破业殒身，大足以亡国灭种”，明令全国禁止鸦片，实际上延续了晚清兴起的禁烟运动。
然而，到了袁世凯当政后期，烟禁开始松弛。1915年，为了筹措洪宪帝制的经费，袁世凯亲自批准在江西、江苏、广东三省试行鸦片新税，相当于变相承认了鸦片生意的合法存在。不久，他又起用亲信蔡乃煌为皖赣苏三省禁烟督办，名为“禁烟”，实则与英商勾结，禁止土烟，售卖洋烟，并从中收取巨额好处。据说，仅此一项就获利2000余万元，为袁世凯称帝提供了三分之一经费。
袁世凯死后，中国社会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之中。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抢占地盘，搜刮军费，民国初年的禁烟法规、条例，在执政的各路军阀眼中，日益形同废纸。
1919年1月，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亲自下令，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当众焚毁价值1000余万元的鸦片存土1207箱。此举乍一看是销烟，背后却大有文章，原来，这批存土是副总统冯国璋以政府名义从洋行低价购入，拟以高价卖给北京的土商集团，然后运往苏、赣两省销售。孰料，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迫于公众的强大压力，徐世昌才有了焚土之举。并且，事后经人揭发，禁烟的主持者还采用小箱换大箱、以假充真、偷天换日等手法，贪污受贿，勾结分肥。
实际上，当浦东的销烟之火熊熊燃烧之时，各地的烟毒已经再次泛滥了。
面对“鸦片复活”，一些民间组织和人士自发行动起来，督促北洋政府和地方政府禁烟。比如，1918年，北京的一些中外人士筹备组织禁烟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万国禁烟会（又称万国拒土会）。总会设在北京，总干事为英国人韩济京，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分会。
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于1919年拍摄的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查禁烟毒的照片中，就有不少外国人和民间人士的身影。
据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记载，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行使部分警察功能，北京的每一座城门及城外防区都有步军仔细盘查鸦片、吗啡、可卡因等毒品。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如果查获到毒品，只要不属于某位达官显贵，都要被罚没并在其后公开销毁。”
甘博拍摄的通县，在1919年10月公开焚烧了超过7000盎司的鸦片、吗啡和其他毒品以及烟枪、针头等吸毒工具，总价值5万银圆。然而，给予达官显贵特权的“禁毒”，注定无法有效执行。整个民国期间，禁烟从未完全收效，鸦片甚至成为军阀官员们半公开的揽财工具，张学良等民国名人都有过长期吸食鸦片的经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寄生在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大毒瘤，才得以真正铲除，禁烟运动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杨丽娟/文 杜克大学图书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