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长途飞行，从台湾到南非境内的巴布那扎那—— 一个种族隔离政策之下似国非国、名之曰homeland 的地方。航程甚远，我随身携带的书很快就看完了，只好翻阅机上杂志。不料却颇有几篇耐读有味之文。其中一篇是一位名叫Michael（可惜忘了他的姓氏）的小说家的答客问，俗称QA者也。里面有几句话，令人低徊不已。这位Michael说：驱动（drive）我写小说的，是寻找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彼此没有关系的事物。除了Michael，我只记得relevance、irrelevant 这两个鲜明对立的概念。
彼此无关的事物是如何有关的？这个问题在一万一千公尺的高空打动了我。日后将近三十年，我一直很后悔当时没把那本机上杂志顺进随身行囊之中，而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又信心太过，以至于到如今怎么也想不起启迪我写小说或者说故事的那位同行究竟是谁？或者至少可以如何寻觅出一点踪迹？
然而，无关的有关这一组辩证的语词毕竟在我创作的认知里扎下了根脚，那机上杂志的反光纸页与英文关键字的印刷字形偶尔会被唤起，闪烁着微小而鲜明的影响。比方说：有一次我在录制电视节目《纵横书海》的时候，和我的来宾蔡康永说起John Donne的 No man is an island 。
John Donne原作中有两句极其知名：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没有这两句，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大约不知如何命名，因为由此顺势而下，全诗的精神才抖擞出：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而我清楚地记得，在电视公司化妆间集合灯泡的照耀下，蔡康永妩媚地看着镜中的自己，说：“你不觉得明明无关的人、明明无关的事，其实就是一体的吗？”
我和即将在节目中录像对话的来宾究竟怎么说起John Donne 的？我也不记得了，但是他的话在一瞬间为我翻开了那本许久之前读过的机上杂志。而我确信：Michael某某所昭示于我的（甚至未必是他的本意），与触动蔡康永的伟大襟怀可能完全不同，我的感动则来自于对小说手段的另一层体认：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境界；小说这种迷人的文类之所以迷人的原因，会不会是说故事的人在阳光底下发明了新鲜事——他创造了无关的有关。
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的日子前后四年，其间我只出版了两本小说——《我妹妹》（1993）和《没人写信给上校》（1994）。
《我妹妹》日后重印（2008）时，我曾经在新版序中叙述过这本书当年的写作情由。其中比较特殊之处，是我依照随手写下的十一个篇目作为推进情节、展开叙述的依据。换言之：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我捏造了十一个关键词句：《我的礼物》、《呕吐》、《新人类女士》、《初恋》、《她的禁忌》、《关于治疗》、《我们剩下躯壳》等等。至于要用什么故事去充填这些篇目？只有写作的当下才开始知道。在没有电脑、没有电邮，一切还是以纸笔对付记忆与想象的历史时代，我花了二十六天，赶在赴墨西哥出外景当天、登机的前一刻，把稿子丢给邮局快递窗口。让原本的确无关的字句，为我打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妹妹，她四月十四号诞生，牡羊座。
这一写作实验在《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和《岛国之冬》系列作品原初构想之际也发挥了作用。那一天，我因行车违规、被迫在监理所的教室里听一种对人类智商和情怀极尽侮蔑之能事的课程。百无聊赖之下，只好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将即目所见、倾耳所闻、随念所转的诸般片段拼凑成任何东西，并用监理所提供的纸笔涂鸦。有速写图画，有叙述语句，有听课笔录，也有简单甚或无稽的心得观点，总之就是信手涂鸦。
在那堪称被强制禁闭的几个小时之中，我时而想象自己是古代被囚禁于地牢之中书写笔记的士君子之徒。这种牢笼中人不会有什么强大的意趣或兴味写小说；这种人只想掌握自己说话的权力，或者只想测试自己言谈的自由。即使他有故事可讲，也会由于形式上的禁锢而让书写成为自我意志的延伸，他会放弃琐屑的技艺，未必在乎结构的美学。他会抛开那些穿插藏闪、草蛇灰线的布局方法，他会直截了当、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称一切。
当是时，《春灯公子》和《战夏阳》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完成，只不过还没有被分别归属于这两个成书的标题之下。我之所以写出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每天下午广播节目说书单元之所需。
以广播说书，昔年并不罕见，到上世纪末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以台北或台湾为范围而言，却可以说得上是独树一帜了。节目初开，我说《城邦暴力团》，终篇之后又持续说了十几年，每周五讲，每讲一小时。前后近二十年间，《水浒》、《西游》、《三国》、《聊斋》、《封神》等大名著固无遗珠，即使像《三言》、《二拍》、《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也不曾放过。
其间还有四年多的时间，则是每天黎明即起，写一篇大约四千字上下的掌故轶闻，当天下午便在节目中说过，之后归档。我一向没有把这些电脑文档里命名为“大书场”的稿子当作“小说”看待。直到在监理所听某某讲师讲授交通安全与煞车系统的检测原则那天，我看着桌面上芜杂凌乱的字句和图画，忽然意识到：那些不被我视为与小说有关的文本，为什么与小说无关？比方说：我的广播说书稿。
也许是当天晚上，也许是第二天一早，我慌张地在文档中寻觅几年来无数篇“一次性”、“日抛式”的稿子，仿佛稍晚一刻，它们即将消失。我重新读着那些随着无线电波消散在空气中的故事，也回味着播音时特意打造的气口声腔。面对着上百万字从未整理收拾的散稿，我竟然有一种负疚之感。其中一篇广播稿的某个段落，写的是明、清易鼎之际，吴三桂所统领的一支部队正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犹疑于投靠李自成或是满清的两可两不可之间。此文收录于《战夏阳》时更录其题为《薄幸平生唯反复──从山海关之役看吴三桂》，有一段内容，我原本是这样写的：
吴三桂在西沙河驿遇上了个道士。那道士愁眉苦脸地跪坐在一间破庙门口，见大将军仪仗到了也不回避。吴三桂心实异之，看那道士一张簟席，一只泥垆，正在烤火取暖。道士一抬头，忽然笑道：“将军请坐。”吴三桂甲胄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迟疑间听那道士又说：“将军是挨着箦（贼）坐呢？还是挨着垆（虏）坐呢？”吴三桂一听就明白了，上前一揖，问道：“确乎是两难，云驾以为如何呢？”道士接着说：“以箦扑垆，火势越盛；以垆焚箦，顷刻间灰飞烟灭矣！”这道士的传说似乎荒诞无稽，但是颇有深意──道士的话里隐含的玄机是：无论投靠哪一边，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吴三桂最后的考量显然是选择偎大边而已── 一个以军事行动之成败为唯一考量的决定。
这一段看起来颇有些明、清说部里神秘僧道气息的段子当然是我信手捏造的，可是紧接着──应该是为了加强这荒唐故事的可信性罢──我又板起脸来引经据典：
吴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吗？知道又如何？当年帮助赵匡胤打天下的大将曹彬就被耍过；赵匡胤原先允诺诸将，平定江南之后班师回朝，大将封相，结果这事“黄”了，赏赐了大笔金银，赵匡胤还说：“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将来再平定了河东之后，我拿什么封你们？皇位吗？”曹彬的感慨是：“做官不就是为了钱吗？有了钱，干嘛一定要封相呢？”吴三桂也许听说过曹彬的感慨，只不过曹彬愿意被政治领袖玩很多把，吴三桂则选择了自己玩。
这一段的文字不是现代小说家的文字，而是站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之处、扯开喉咙、旁若无人的“街谈巷议”者的家常。特别是“结果这事‘黄’了”以及“只不过曹彬愿意被政治人物玩很多把”这两句，置之于口语之中，略无尴尬，可是行之于文本间，反而容易让人有不明就里的疑惑。
然而我知道：这正是我在写广播稿的时候所浸润的一种语感，那是说书人和他的听众之间相互应和的契约文字。与现代小说的情境设计无关，却是我们久违了的一种小说书写。我在那一刻，不由得想起费尽心力用男女肉体关系描述煞车系统之紧密无间的那位讲师。他的譬喻很俗烂，但是我一听就明白了碟式煞车和鼓式煞车的同异之处。
说得更仔细些，是那些费尽心机的交通安全专家讲师给了我一个格外有趣的启示：要让根本不想听课的交通违规人于受罚之外还真有些知见上的长进，得在唤起听者之专注这件事上别有用心、另辟蹊径。
那么，写小说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我有没有写给“不想看小说的人”的时候？还有，那些每天打开收音机听我广播说书的人，即使爱听说书人讲“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讲得天花乱坠，却未必只能欣赏现代小说的惯性腔调。而“写（读）惯了”现代小说的人恐怕也会认为：在叙述故事之间插入些道德教训或知识、议论，或者运用一些当下口头的庶民常言，应该是破坏文本叙述严整性的败笔罢？
换言之：早在我心头暗暗潜伏着的、关于“现代小说应该如何如何”、“广播说书应该如何如何”那般泾渭分明的成见，这样的成见显然已经硬化成写作时毫不自觉的构思与选字习惯了。比方说，若是写作现代小说，我就绝对不会在叙事中夹一段：“这一下连徐霞客都登场了，岂能不岔嘴闲说几句徐霞客的事？”（《战夏阳•剑仙》）。同样地，若是写广播说书稿，我也绝对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我想：拉小提琴那几年的熬练对我妹妹或许有些微妙的影响，她的意识底层因之而酝酿出一种对结构、秩序和准确性的要求；相对地，也因不耐于这种种要求的鞭笞而渴望自由。”（《我妹妹•关于治疗》）
然则，我在这时追问自己：不爱读现代小说的人（一如不爱上交通安全课的违规者）会不会一不小心因为书场的气口声腔而津津有味地听起了、也记得了故事──我的确认为课堂上的人对老掉牙的荤笑话和踩一脚就完事的煞车系统都未必那么有兴趣，可是连结起这两者的话术却无比迷人。
于是我开始把那些广播稿一一分门别类，它们最初的来历或恐都是民间，而后经由文人书写者重述，经由重述，有些还夹藏了特殊的社会观或世界观；有些则与书写者自身的经历或情感绾结成别具怀抱的寓言；还有的孤零不见首尾，必须和其他的情节相互比附拼凑，而呈显出较为完整的意义；也有的会唤起我这样一个多嘴的说书人添加些许枝叶，或为勾稽历史背景，或为阐明人物源流，或为比对时空变貌差异，总之不免踵事增华。
由于收罗在《春灯公子》之中的篇章几乎都有相当鲜明的民间色彩，而且大致上还维持着纯粹呈现故事原貌的情味，是以到了《战夏阳》，我便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整。首先，一如原作在台繁体字初版时封底编者所按之语：
（作者）将关注的视角从广袤幽邃的江湖林野、众声喧哗的市井书肆进一步聚焦到庙堂之上，说的笑的皆是古代官场与科场的怪状、丑态，也呈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和权力的复杂光谱，同时抛出一个问题：小说家与史家，究竟何者是对方的倒错？
末了这个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本身抹去“究竟何者”就是答案。《战夏阳》以作者与夜访书斋的司马子长之对答（看来有如代序之文）开篇，另收十一篇文字，通书都是故事，然而没有一篇不像杂谈，也没有一篇具备现代小说之故貌。不像小说的地方尚不止于此，在这十一篇文字之间，还有十篇短文，其作用不过是将前一篇与后一篇文字用种种光怪陆离之手段串连起来。我所假想的情况是，有那么一位读者，本意就是想读完《战夏阳》中的某一篇，未料他往下瞥了一眼那短文，竟然发现：此篇并未完遂，因为那短文就像是挠钩一样，往下一搭搭将过去，明明没有一点关系的两个故事居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老实说，这伎俩不是我的本事，我是从交通安全课堂上跟那些讲师们学来的。
此外，细心的读者也可能注意到：《战夏阳》中每一篇的标题也不像是小说，姑且这么说：篇目都用了一个较短的、象征性的句子作为“主题”，再用另一个较长的、说明性的句子作为“副题”；这个做法也与一般的小说大异其趣，明眼人反而会觉得它像是学报里常见的论文题目。下这样的标题是作者的secret pleasure，至于要问我：其乐何在？曰：尽量让打开这一本书的读者没提防这是一部小说。就如同我们不会预期在交通安全的课堂上居然听到那么多有益于驾驶汽车、保养汽车、维修汽车的荤段子，没有预期，正是因为没有提防。这也是无关而有关；小说妙趣之处，往往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