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陶渊明（365～427）享年六十三岁，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东晋，最后几年进入刘宋。
晋、宋易代发生在他五十六岁那年（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改朝换代历来是古代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但这一次的易代却相对平静，没有产生多大的震荡。让出宝座的东晋恭帝司马德文非常配合，欣然下台，《晋书·恭帝纪》载：
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车旗服色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
改朝换代就此实现。新王朝开局平稳，形势大好。其原因正如晋恭帝司马德文所说，东晋王朝失去人心已久，其合法性早已丧失殆尽。而宋武帝刘裕自打垮桓玄以来，多年苦心经营，建立了赫赫战功，收回了不少失地，人气指数甚高，简直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在东晋、刘宋之正式转换的16年前，东晋已经演习似的灭亡过一次，那是军阀桓玄把晋安帝司马德宗废掉，自己上台当皇帝，国号楚（东晋元兴三年，404）。但他立即遭到刘裕等另外一些军事实力派的反对，很快失败被杀，司马德宗复辟，从外地回到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从此扮演傀儡皇帝，而实际主持国政的乃是刘裕。此后刘裕又继续奋斗了十多年，把改朝换代的条件准备得很充分，终于水到渠成地建立了新的宋王朝。所以本来就是由刘裕扶上台继续扮演傀儡皇帝的的司马德文才简明扼要地说，他虽下台，并无遗憾。
陶渊明曾一度担任桓玄的部属，他的外公孟嘉又同桓玄的父亲桓温（他早已策划过改朝换代，没有来得及实现就病死了）关系密切，所以当桓玄最得意的时候，他也曾经寄予若干希望，但当时他正因母丧退出官场回家守孝——而到他守制期满之时，桓玄已经失败身死了。
人们已历沧桑，晋、宋之间的改朝换代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罕见大事。
在晋宋易代之次年（永初二年，421），五十七岁的陶渊明在新年期间组织了一次社区短途旅游，与“二三邻曲”一起出游，还兴高采烈地写了一首《游斜川》的诗。由此颇可见陶渊明和他的邻居（也是一些隐居于浔阳郊区的知识分子）毫未因政局的大变动而产生什么疑虑、激动，更没有任何愤怒。生活平静地进行，陶渊明等游客的兴致甚至比过去更高。
永初二年（421）秋，老谋深算的刘裕忽然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派人干掉了以“零陵王”头衔退居琅邪第的前晋恭帝司马德文。稍后刘宋朝廷为司马德文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宋武帝刘裕原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何以出此臭棋，不容易理解，估计是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此后的子孙要维持局面不大容易，而眼前这位前晋恭帝司马德文总是一个麻烦，很容易成为日后图谋复辟晋王朝者的一面旗帜。刘裕要在自己手上彻底解决司马德文以杜绝后患，虽遭骂名也在所不惜。但是应当说，这是他的一个误判。东晋气数早尽，司马德文毫无号召力，这种人可以养起来作为一种装饰品，而完全不必杀掉。刘裕安排的这次谋杀让他在政治上大为失分。许多人可以同意或拥护他改朝换代，但不能完全接受他那残酷而无谓的杀戮。
这一点也自然会多少影响到陶渊明对新王朝的观感。在司马德文遇害后，他在《述酒》一诗则对刘裕的残暴杀戮表示了一点淡淡的“愤”。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这首《述酒》起先也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到赵宋情况才发生变化，诗人兼学者韩驹有了新的发现，指出：“见其山阳旧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稍后汤汉发挥其义，为全诗详细作注，下结论说：“决为零陵（司马德文）哀诗也”（《陶靖节先生诗》卷三）。从此关于陶渊明反对刘宋、忠于晋王朝，大有“耻事二姓”之“忠义”，就成了陶渊明研究中的一大热门话题。
“山阳公”是先前东汉末代皇帝刘协下台以后的头衔，他向曹丕让出了皇位，完成了汉魏之间的禅代——韩驹认为陶渊明提到其人，乃是指向眼前的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向刘裕让出皇位（后称“零陵王”），实现了晋、宋的易代。沿着韩驹的思路继续研究《述酒》一诗的学者颇有其人，后来越说越远，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的趋势：首先是将“忠愤”由“山阳”二句扩大到《述酒》全篇，再从此诗扩大到其他作品以至陶渊明全人。
可是事实上《述酒》一诗中除了“山阳归下国”这么一句之外，其他各句包括前前后后提到的人物皆与易代无甚相干。从东晋、刘宋之际起直到赵宋，中间好几百年，陶诗的读者都没有从中读出陶渊明的“忠愤”来。陶渊明对当年政治事件的的态度如此安闲平淡、不招人注意，实为文学生活中的重要事实。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刘宋时代，“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他的本色。《述酒》一诗虽然涉及易代，也不过顺便提到，态度毫不激烈。其中可能存在的一点微言大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一直没有引起读者注意，学者和批评家们皆未置一辞，尤可见这种微言大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前人的研究，现在人们可以体会到陶渊明当时的一点感慨。晋、宋易代已经胜利实现了，而新皇帝刘裕却拙劣地谋杀了前皇帝司马德文，事后却又安排隆重的国葬以掩盖其中的血腥。这种完全不按理出牌的情形想必使陶渊明很不舒服。毫无必要的穷凶极恶，欲盖弥彰的宽厚仁慈，都太过分了。改朝换代本来也没有什么，但为什么不能放过一个完全不足为害的前任傀儡呢。司马德文同他的前辈刘协一比，太可怜可悲了。于是陶渊明在谈起酒之种种的时候顺便发了一点感慨，说是“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意思说，像晋恭帝司马德文这样虽明智引退而仍然被弄死，才能更为有名，更能得到同情。刘裕先前北伐中原，收复了许多失地，陶渊明是很赞成的，在诗里予以充分肯定，还说自己准备中原去看看圣贤遗迹（详见《赠羊长史》一诗）；眼前的事实让他大跌眼镜，大失所望。他同情司马德文的这一层意思不便直言，于是借评说山阳公刘协以曲折言之。
《述酒》一诗前面六句写秋日的景色，天高气爽，水落石出；最后六句说自己退居于野，关心的是养生和长寿；中间十八句则浮想联翩，都与酒有关，呈放射性的结构，而措辞隐晦，其中“山阳归下国”这两句的深层含义一直要等到韩驹等人出来才忽有所悟。这样的新发现本来很可珍惜，但可惜被大大地夸张放大起来，弄到很不合理的地步。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古代的陶渊明研究者中有着太多的智者，过度的诠释让他们的研究迅速走向谬误，甚至往而不返。现在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事实上《述酒》一诗中只有“山阳”二句可以令人联想到晋宋易代，其他各句同当下的政治事件无然无关。《述酒》以赋为诗，多用隐语，作为一种试验，写得并不成功，在他的创作中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
陶渊明对于改朝换代，态度其实是比较开通的，他看到过许多“乱”，也看到过一次货真价实的“篡”——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把皇位度让给自己，实行晋、楚易代。当时陶渊明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陶渊明曾经是桓玄的部下，是拥护这位领导的。搞禅让只要按常规出牌、不乱杀人，就是好事。
在晋末的天下大乱中，陶渊明有过一番折腾敷衍，但他归隐的决心是下定了。天下多故，陶渊明眼中一片灰暗，只有淡出官场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归隐了，从此不再复出。出任彭泽令本身就是为归隐作准备。《归去来兮辞》的小序写道：“余家贫……亲故多劝余为长史，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倦然有怀归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陶渊明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过无拘无束的自然的生活；眼前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而且前景黯淡的政局使“质性自然”的陶渊明深感厌倦和失望，他别无选择，只能归隐。
对于陶渊明的研究在赵宋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少学者以“忠愤”论陶，把他形容成东晋王朝的忠臣和遗老，从封建主义的忠君观念出发改塑陶渊明，结果不免曲解了他的若干作品。事实上陶渊明对政治无甚兴趣，陶诗中略略有一点“愤”意的作品大抵写于易代之初，除了用诗文淡淡地寄意以外，他别无任何慷慨激昂的行动，与先前的孔融、嵇康等人比较起来，态度确实是平和得多了。《述酒》诗中有一点政治感叹，而非全谈政治，而且措辞含蓄隐晦，其影响远远不能与他那些田园诗、哲理诗相提并论，一般读者也并不去追究其深层底蕴、微言大义。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态度更为平和，与刘宋的官员颇有来往，接受过始安太守颜延之二万钱的馈赠，他还对颜太守说：“独正者危，至方则阂。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转引自《陶征士诔》）。他与刘宋的江州刺史王弘有所交往。陶渊明晚年已经没有任何的“愤”，心态更加平和，一切都“凭化迁”了。这才是他的主流和归宿。“哲人卷舒”一语十分有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抵有这样一种本领，他们固然并不超越于政治之外，而亦能与时推移，中古时代的士人尤其善于卷舒自如，否则就简直无从安身立命。（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