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帕特里克·德维尔、宝琳娜·徳雷福斯、埃里克·维亚尔、多萝黛·韦尔内
左起：玛丽-埃莲娜·拉丰、让-菲利普·图森、洛朗斯·康帕
左起：《塔巴-塔巴》、《街垒战的午餐》、《议程》、《以深夜的名义》、《我们的生命》、《中国制造》、《月光下的鸽子》
“法语中丰富的过去时态让法国作家在写作中形成一种惯性——讲述一个久远故事，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的纪念碑化，弱化了对现实的观照呼应。”
两次世界大战、1968革命、以历史名人或与历史名人有关的小人物为讲述对象的传记式虚构……2017法国文学回归季将要出版的581本小说（390本法语小说，191本外语小说）的关键词依然是：反刍历史。
历史自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得到文学化的审视，本来于法国的史学界以及文学界都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今年我们将看到一些上佳的“历史学家小说”，如帕特里克·德维尔的《塔巴-塔巴》和莫迪亚诺的新作《沉睡的记忆》，前者从拿破仑三世的1860年写到2015年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后者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通俗的“历史小说”泛滥成灾，大量感叹伟大作家一去不返，怀金悼玉，追念小我青春的“自我虚构”充斥市场。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认为，“历史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伤害和毁掉每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拒绝面对法国错综复杂的现状，同时把未来的想象全盘让位给科幻小说，一时间成了法国作家的瘟疫病。
一个作家有权利不书写当下的现实，但一代作家集体忽视现实，传达的是什么讯息？是现实太复杂，太平淡，太瞬息万变，太不可预测了吗？而一提到历史，严肃作家就摆出一副严肃样子，让他的博学多闻有了用武之地。对现实不满、怀念过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大众心理，这些作品大多有迎合读者口味的嫌疑。对法国几家大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小说中的历史因素做了调查后发现：格拉塞出版社出版的11本小说，有10本都是历史类小说。斯托克出版社出版的9本小说，有7本是历史类。瑟伊出版社出版的6本小说有5本，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11本小说有5本等等。
我们选择两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前后、女性解放（女性作者占多数，虽然也有男性作者关注这个话题）、传记式虚构等几个话题来分述。不得不说，很多小说的文类是这些话题的综合，它们贴着小说的标签，但我们已不太能清楚划分它们是小说、散文、随笔还是传记。
从2013年的《我们天上见》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年，一战类小说创作蔚然成风，比如艾什诺兹的《14》。今年将要出版的小说包括米歇尔·勒·布里的《金刚》，讲述《金刚》（1933）导演舍得萨克拍摄一战战壕和美国英雄飞行员梅里安·库珀的故事。尽管对一战被过剩讲述有准备，洛朗斯·康帕依然认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月光下的鸽子》中“战争+爱情”的模式会感动读者。
从2006年《复仇女神》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到今年《HHhH》被好莱坞搬上大银幕，越来越多的二战类小说从纳粹党卫军或德国普通人的视角创作，比如埃里克·维亚尔今年5月出版好评如潮的《议程》就是关于戈林和国会纵火案，获得好评如潮。弗雷德里克·韦尔热将在伽利玛出版的《梦想家们》想象了一个17岁的德国男孩假冒法国士兵为法国抵抗德国侵略的故事。奥利维埃·古埃的《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讲述了号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军、奥斯维辛的医生Josef Mengele在南美的奥德赛之旅。尼古拉·德斯坦·德·奥尔弗的《被诅咒者的荣耀》则是关于战后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谎言与丑态。菲利普·波内·维拉尔的小说《蝇孩》则受启发于母亲作为德占区香槟省孤儿的经历。
阿尔及利亚战争及1968革命类的小说包括宝琳娜·徳雷福斯的《街垒战的午餐》，讲述1968年的罗杰·尼米埃文学奖是如何颁给一个默默无闻只有23岁的青年小说家，即莫迪亚诺的《星形广场》，小说还吹嘘了很多当时文艺界的名流如保罗·莫朗、雅克·夏尔东、萨尔瓦多·达利等。另外，“乱世+佳人”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布里吉特·吉罗的新作《狼的男人》，只不过小说的背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革命前后也是“道德解放”时期，摇滚乐也还没到争论是否已死之时，大卫·鲍伊等摇滚乐手的影响随处可见，让-米歇尔·圭娜夏的《大卫·鲍伊的影响》就是纪念鲍伊的作品。
女性解放类小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除了身体、欲望、歇斯底里就无话可说的尴尬后，又在法国有了新的转机。尚塔尔·托马的《落潮的回忆》讲述了作者的母亲——一个生于1919年、喜欢通过游泳摆脱束缚、发现自己奇情幻想的女人的故事。多萝黛·韦尔内的《以深夜的名义》描摹了一个底层女性在上世纪70年代从一名裁缝到企业高管的上位史，当时，“女性解放”是热门词，几乎所有女青年都摆酷地抽烟，伴随着烟圈吐出“解放”二字，而她们的母亲们则希望回到“美好年代”。画家加布里埃尔·布菲-毕卡比娅的两个曾孙女则以《加布里埃尔》追忆了她们曾祖母的前卫——让杜尚和阿波利奈尔等都作了裙下之臣。
传记式虚构类小说首推弗朗索瓦-亨利·德热哈布尔的《某位皮克利先生》。弗朗索瓦-亨利·德热哈布尔大学时主修法律和文学，曾是法国国家冰球队的一员，今年30岁的他已经是法国文坛升起的实力派新星。之前《你将向人民展示我的头颅》（题目取自丹东临死遗言）以及与天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同名的小说都可圈可点。这部新作是关于他小时候与作家罗曼·加里相遇的传奇，小说背景还是二战。他的下一本小说主角是格瓦拉。同样，阿尔及利亚裔青年作家卡乌黛·阿迪米把发掘加缪的阿尔及利亚青年编辑的故事发掘了出来。
艾娃·尤奈斯库2011年根据自己和摄影师母亲伊莉娜·尤奈斯库之间的纠缠拍摄了电影《我的小公主》，请来于佩尔饰演自己的母亲。今年又把自己这段只是母亲追名逐利工具、父爱缺失的童年时光“小说化”，小说题目就叫《无辜》。而在前年，因为在同名小说《艾娃》里抖落艾娃的私生活，她的前夫作家西蒙·里贝拉蒂一直处在争议中，今年他推出了回忆自己童年和法国历史的新作《黑色枝桠》。
除此之外，马克·杜甘的历史悬疑小说《他们要杀了肯尼迪》着墨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沙里夫·马达拉尼的《步行的皇帝》着笔于19世纪的黎巴嫩、解放时期的法国和冷战时期的巴尔干半岛。这几年，除了韦勒贝克或《2084》的作者桑萨尔，很少有法国作家在作品中处理当下和未来。历史疑云可以说无处不在，看不到一点甲光向日。补充一个角度，法语中丰富的过去时态（未完成过去时、复合过去时、愈过去时、简单过去时、先过去时）让法国作家在写作中形成一种惯性——讲述一个久远故事，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的纪念碑化，弱化了对现实的观照呼应。
今年强化这一点的是克里斯朵夫·普拉多的《日与夜的二十四扇门》，这是君士坦丁堡市民对自己城市的昵称，但故事却讲述发生在当下巴黎的一个普通男人的一天，只有他还记得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建于550年，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教堂，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表。小说中，主人公内心的钟表和圣使徒教堂的钟表以乔伊斯的方式合二为一，演绎了一场天真烂漫又诡计灵巧的爱情冒险。
除了德维尔的《塔巴-塔巴》和莫迪亚诺的《沉睡的记忆》，还有几本不一定得奖、不一定畅销但可能会在学界引起讨论的作品，因为这些作者的作品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阿尔诺·贝尔蒂纳在垂直出版社出版的《燃烧的城堡》就是一本关于今日暴力冲撞中的苦乐的小说，讲述一个国务秘书被一群工薪阶层的人非法拘禁在密闭工厂里，并寻求司法解决的暴力故事。小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描写，各方力量的声音都在小说里得到了呈现。
玛丽-埃莲娜·拉丰以写作农村题材为主，她在布榭&沙斯特尔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生命》，是少有的关于都市题材尝试，关注城市里的孤独症人群，譬如Franprix超市里的女收银员，一个年轻男人每周五早上都会来超市购物，他们的生命就这样静默地交织在一起。又譬如类似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外祖母的“两次死亡”（身体的死亡和叙述者心中的死亡），拉丰的外祖母临终前悄悄地只对她说起自己在遭受袭击后视力下降却不敢言的隐痛。
安托万·佛楼定的《黑色村庄》是他以笔名之一吕茨·巴斯曼出版的“后异国情调”系列的最新一本。衣衫褴褛的两男一女，生前是诗人和刚认识不久的同事，在通往地府的路上经历魑魅魍魉，时间循环，始终抵达不了阴间“城堡”。为了给阴曹的生命再续一秒，他们互相开始“讲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轻松，多是暴力、忙碌的冒险、复仇、犯罪的任务、梦魇、奇幻的探索……每件事都在紧要的关头归于失败，像是来自萨满宗教的神秘力量不停打断叙述。这段旅程以黑暗开始，以黑暗终结，小说里的声音不过是见不着天日的回音壁发出的。三个人不知道终点会在“弹指一挥间”还是“世上已千年”。佛楼定一如既往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洛特·雷阿蒙的诗、大卫·林奇的电影的废墟后世界。
让-菲利普·图森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制造》是根据他中国出版人、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老板陈侗的生平撰写的，图森大概在身兼画家、编辑、书店老板、艺术策展人、美院老师的陈侗身上看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昆明、丽江……作者无论去哪儿都是在陈侗的伴随下实现的。今年两人合作拍了一个8分钟的短片《蜂蜜裙子》——一个法国裸体女模特因为身上涂了很多蜂蜜在T台上被蜜蜂覆盖，美院学生紧急救场的行为艺术。
纵观今年的法国文坛，10月底11月初的文学奖季能否有轰动的“文学事件”发生？我们拭目以待。（田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