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左松涛
北京三联书店
文/张弘
在台湾学者李弘祺看来，中国教育一直在寻求一种完美的机制，能够让个人的学习乐趣和社会责任获得平衡。而中国传统教育对此已有了深入的思考。《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多学科角度去考察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并以教育为基点勾连起与传统教育相关的思想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位于山东临淄的稷下学宫，由齐桓公公元前360年左右设立，全盛时期曾有一万名左右的学者与学生。学宫最知名的思想家就是法儒荀子，他曾担任学宫的“祭酒”。道家思想家宋钘、尹文与稷下学宫关系也很密切。稷下学宫属于有私人性质的官学。官方只提供硬件环境，学者可自由交流，相互辩论。这一特性，与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相当吻合。而“博士”这一称呼，就是从这里起源，意为学识广博的官方学者。遗憾的是，稷下学宫对于后代的教育机构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经由汉代儒家学者的努力，儒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正统。儒家经学导致了权威人格与保守性的形成，经由科举制度进一步强化。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称：“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遭遇现代化的冲击，被统治者强行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由此，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以科举制为核心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面临着根本性的改革。《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科举录、日记、书信、诗文集、报刊等大量新旧史料，提出了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整体研究思路。首先深入探讨了科举改制的流变、论争与决策过程，接着将科举改制置于癸卯、甲辰会试和进士新学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检视其利弊得失，进而讨论了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废科举、预备立宪、从帝制到共和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和流风遗韵。在改科举和废科举的进程中，张之洞起到了重要作用。他1903年进京，努力半载，实现了三科抵减方案。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联络奏请立停科举。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经清廷宣告而终结。
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将眼光投向了民间基层教育，并以私塾和学校的此消彼长展开研究。
晚清之后，清廷被外敌一败再败，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很快意识到器物层面的模仿西方列强仅为皮毛，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是关键。《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揭示，1901年清廷发布改革诏书，称“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朝廷要求官员“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由此进入清末10年新政。在此期间，1905年停废科举，兴办学堂成为诸多变革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新式学校开始快速发展。1905年，全国小学堂近6241所，一年后激增为22328所，并不断增多。由此，对私塾形成了巨大冲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校自此一帆风顺，摧枯拉朽。《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揭示，尽管有着政府层面的强力推进，私塾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首先，因为财力、人力资源有限，学堂一时无法在城乡普及推广。第二，推广新式学堂将导致原有的塾师失业，他们势必会反对。其三，学堂乃新生事物，民众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若一味用强，则可能引发民众反对。因此，私塾改良就必不可少。1911年7月，清廷召开学部会议，通过的《义务教育章程》给私塾留下了改良的空间，但其合法性深受质疑。此前，一些省都由民间自发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联络官方，“强迫改良”。在官方，1906年到1911年，清廷在22个行省共任命了51名提学使，发展新式教育。一些省成立了劝学所，负责私塾改良。但是，直到清廷灭亡，学部也没有成立有直接隶属关系，专门负责私塾改良的机构。部分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学塾，或改为学堂，或直接停办。
另一方面，学堂也面临某些困境。在湖北黄陂，乡民“多不肯入”。由于课程混乱，以及教师素质太差，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对学堂印象极坏。而私塾改良的效果也并不理想。进入北洋时期（1912-1927）之后，私塾改良的步伐更加稳健。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在北京，京师学务局1913年3月底，动用警方力量，强行解散一些不合格学塾。四个月先后有约150处私塾遭到干涉、解散，学童被分配至附近各公、私立小学读书。奉天、黑龙江、广东等省均稳步推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国民党人一度推行“私塾党化”。数个省市先后对私塾实施取缔、改进和管理工作。但“私塾党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即全面退潮。1929年，教育部发布1305号训令，命令各省市取缔私塾。1931年，教育部制定了相对温和的“私塾学校化”政策，但部分省份仍实行激进政策。1935年之后，教育部推行义务教育，短期小学增长极为迅速。由于很多地方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进入学校读书的儿童人数大幅增长。尽管私塾在很多省份依然存在，但从教育制度来说，中国的教育变革，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们津津乐道的西南联大，就是杰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