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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传统中国的教育

2017年07月29日 08:37:04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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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左松涛

北京三联书店

  文/张弘

  在台湾学者李弘祺看来,中国教育一直在寻求一种完美的机制,能够让个人的学习乐趣和社会责任获得平衡。而中国传统教育对此已有了深入的思考。《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多学科角度去考察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并以教育为基点勾连起与传统教育相关的思想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位于山东临淄的稷下学宫,由齐桓公公元前360年左右设立,全盛时期曾有一万名左右的学者与学生。学宫最知名的思想家就是法儒荀子,他曾担任学宫的“祭酒”。道家思想家宋钘、尹文与稷下学宫关系也很密切。稷下学宫属于有私人性质的官学。官方只提供硬件环境,学者可自由交流,相互辩论。这一特性,与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相当吻合。而“博士”这一称呼,就是从这里起源,意为学识广博的官方学者。遗憾的是,稷下学宫对于后代的教育机构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经由汉代儒家学者的努力,儒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正统。儒家经学导致了权威人格与保守性的形成,经由科举制度进一步强化。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称:“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遭遇现代化的冲击,被统治者强行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由此,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以科举制为核心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面临着根本性的改革。《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科举录、日记、书信、诗文集、报刊等大量新旧史料,提出了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整体研究思路。首先深入探讨了科举改制的流变、论争与决策过程,接着将科举改制置于癸卯、甲辰会试和进士新学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检视其利弊得失,进而讨论了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废科举、预备立宪、从帝制到共和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和流风遗韵。在改科举和废科举的进程中,张之洞起到了重要作用。他1903年进京,努力半载,实现了三科抵减方案。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联络奏请立停科举。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经清廷宣告而终结。

  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将眼光投向了民间基层教育,并以私塾和学校的此消彼长展开研究。

  晚清之后,清廷被外敌一败再败,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很快意识到器物层面的模仿西方列强仅为皮毛,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是关键。《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揭示,1901年清廷发布改革诏书,称“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朝廷要求官员“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由此进入清末10年新政。在此期间,1905年停废科举,兴办学堂成为诸多变革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新式学校开始快速发展。1905年,全国小学堂近6241所,一年后激增为22328所,并不断增多。由此,对私塾形成了巨大冲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校自此一帆风顺,摧枯拉朽。《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揭示,尽管有着政府层面的强力推进,私塾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首先,因为财力、人力资源有限,学堂一时无法在城乡普及推广。第二,推广新式学堂将导致原有的塾师失业,他们势必会反对。其三,学堂乃新生事物,民众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若一味用强,则可能引发民众反对。因此,私塾改良就必不可少。1911年7月,清廷召开学部会议,通过的《义务教育章程》给私塾留下了改良的空间,但其合法性深受质疑。此前,一些省都由民间自发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联络官方,“强迫改良”。在官方,1906年到1911年,清廷在22个行省共任命了51名提学使,发展新式教育。一些省成立了劝学所,负责私塾改良。但是,直到清廷灭亡,学部也没有成立有直接隶属关系,专门负责私塾改良的机构。部分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学塾,或改为学堂,或直接停办。

  另一方面,学堂也面临某些困境。在湖北黄陂,乡民“多不肯入”。由于课程混乱,以及教师素质太差,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对学堂印象极坏。而私塾改良的效果也并不理想。进入北洋时期(1912-1927)之后,私塾改良的步伐更加稳健。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在北京,京师学务局1913年3月底,动用警方力量,强行解散一些不合格学塾。四个月先后有约150处私塾遭到干涉、解散,学童被分配至附近各公、私立小学读书。奉天、黑龙江、广东等省均稳步推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国民党人一度推行“私塾党化”。数个省市先后对私塾实施取缔、改进和管理工作。但“私塾党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即全面退潮。1929年,教育部发布1305号训令,命令各省市取缔私塾。1931年,教育部制定了相对温和的“私塾学校化”政策,但部分省份仍实行激进政策。1935年之后,教育部推行义务教育,短期小学增长极为迅速。由于很多地方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进入学校读书的儿童人数大幅增长。尽管私塾在很多省份依然存在,但从教育制度来说,中国的教育变革,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们津津乐道的西南联大,就是杰出的硕果。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