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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指南书》:实用的方志

2017年07月29日 08:37:04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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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实用指南》

徐珂 编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托马斯·库克及其子推出的北京地理指南书
 

《北平旅行指南》第四版封面

 20世纪初美国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拍摄的颐和园玉带桥宽幅照片(北京华辰供图)

    清以来官修地志和文人笔记并进,是研究历史民俗的重要资料。比如夏仁虎的《旧京琐记》,记述同治光绪直至清末的琐闻轶事,“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夏仁虎是清末举人,到了民国做到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仍然会保持这番民俗的雅趣。老北京民俗的记忆留存,多出其中。

    20世纪初北京报业兴起,民俗大家的专栏文章广受欢迎,与此同时,旅游指南类书籍亦大量出现,皆因当时旅游活动初兴,为中外游客游览北京所用。指南书籍有些由铁路、旅行社等相关旅游机构编写,但更多是一人之力而为之。编写者中,不乏像徐珂这样的名编、马芷庠这样的名记。张恨水、倪锡英这样的名家同样参与其中。

    国事动荡之际,北京处在新与旧、东与西的文化碰撞前沿。这些有关老北京的旅游指南,虽然受国外旅游指南的影响,强调实用功能,但仍然延续官修地志之传统,即便另有取舍和侧重,但对北京民俗的记录与挖掘,都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徐珂编纂《实用北京指南》中有关风俗礼仪的介绍,或是马芷庠在《北平旅行指南》中对于老北京平民小吃的推介,均可当老北京民俗的权威史料。这些关于北京的旅游指南,若与同时期大量出现的游记、小说对照来读,可以相映成趣。

    徐珂的《实用北京指南》成书于1920年,马芷庠的《北平旅行指南》则出版于16年后,两书均名噪一时,亦在数年内再版修订。两书亦可视为北京从皇城到旧都的时代见证。卢沟桥的炮声袭来,清末民初这一段旅游指南的出版热随之戛然而止。

    作为史料,老北京指南书籍在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史料价值。今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1923年增订版《实用北京指南》重新整理出版,更名为《老北京实用指南》。早在2008年马芷庠的《北平旅行指南》更名为《老北京旅行指南》,由吉林出版社出版。此外,如倪锡英十册一套的“都市地理小丛书”,因其方志的编写风格,通常被算在老北京指南图书一类,在2012年曾由南京出版社推出。如今一般读者大可关了导航,捧书出游,缅怀一番早已消失的古都风貌。

    不过,旅游指南本应为一地文化生活的名片,贵在自成一体的修订更新。今时今日,如路易威登都把《北京城市指南》当奢侈品打造,自居吃货的都市年轻人追随米其林美食指南的口腹之道。相较当年,此类北京指南的编写者在国内当头之际多怀着济世报国的情怀,世纪轮转,我们又要开始思索:现在谁来书写北京的旅游指南?

    旅游指南,实用的方志

    旅游指南类书籍的编纂可以追溯到清末。道光年间问世的《都门纪略》,可谓最早的一部北京旅行指南,而旅游这一产业概念,不久后在中国发轫。

    该书编者杨静亭,当时客居北京潞河。是为满足外省暂居北京的行商客旅的需要所编纂。《都门纪略》分为上下卷。杨静亭在序言中说:“兹集所登诸类,分列十门,并绘图说,统为客商所便,如市廛中之胜迹,及茶馆、酒肆、店号,必注明地址与向背,东西具得其详,自不至迷于所往。”《都门纪略》对于清代梨园的详尽记载,无心插柳,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的前30年,北京仍旧占据“政学商界之中心”。这段时间出现大量北京指南,大致延续《都门纪略》的分门别类。编书者多是“北漂”文化人,或许只有他们才会切身感受此类书籍的必要性。1914年邱钟麟编写了《新北京》,1916年中华民国图书馆编辑部编写了《北京指南》。其间《实用北京指南》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因为出版方是名社——商务印书馆,编者更是名家——徐珂。

    徐珂在清末民初以词人著称于世。他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与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等为乡试同年,彼此熟识。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又追随过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未几因理念不合辞职南下。

    徐珂善诗文。胡适出版《词选》一书即送给徐珂聆听意见。又好编书。“晨抄露纂”。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徐珂追随其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徐珂参与编校《辞源》,并独立编纂《清稗类钞》。《清稗类钞》全书共48卷,约300万字,辑录数百种清人笔记而大成,记录了清代268年间的朝野轶闻。与《辞源》、《清稗类钞》相比,徐珂编纂《实用北京指南》,今日已鲜为人提及。《实用北京指南》在1920年出版,至1926年先后再版3次,轰动一时。完书两年之后徐珂即去世。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南京。北京当时大力促展旅游事业,此时北京的城市指南类图书中,旅游渐成主调。1931年金文华编写的《简明北平游览指南》、1935年马芷庠编写的《北平旅行指南》,1939年齐家本编写的《北京游览指南》,“旅”“游”二字已经显著在标题之上了。1935年田蕴瑾主编的《最新北平指南》,同样言明主要“纪北平一隅胜迹与文化风俗人情”。此类指南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商业性,着力为旅京游客提供各种交通方式的路线、时间以及价格等实用信息。

    顺带一说,“旅游”一词古来有之,出自南朝沈约《悲哉行》中“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一句。民族旅游业在上个世纪初虽已发端,但民国时期的报章图书,多用“旅行”一词。“旅游”一词广泛使用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

    《北平旅行指南》当时销量最高,名气最大,对后世影响亦最大。1935年张恨水应马芷庠的邀约,为《北平旅行指南》担当审定一责,为《北平旅行指南》“画一轮廓”。两人都是自南方旅京的报人,“十年之交”(张恨水语)。张恨水在序言中说:“愚旅居旧都凡十五年,久苦于无此类称意之书。”两人一住南城一住北城,马芷庠每完一章,“挥汗奔走无难色”,必携稿找张恨水相商。

    这个时期比较特别的一部指南书,是儿童作家倪锡英编写的“都市地理小丛书”。全套包括《北平》《南京》《上海》等10种,采用方志写法,因此被归入旅行指南一类,倒是不违倪锡英编书初衷:“兼可为一般人导游之指南。”宋美龄主办遗族学校,倪锡英曾受邀在校当教师。这套“都市地理小丛书”历时近十年,他31岁英年早逝,等于用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来编写该书。

    民初兴起了旅游热

    20世纪初期旅行指南的出版热,并不是北京一地的现象,举国亦然。这与当时中国各地民族旅游业的兴起密不可分。

    旅游业的发展自然依赖交通。其时正是中国交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同治光绪年间,铁路、轮船和邮电事业开始兴办。民国前后,公路建设和民用航空开始发端。铁路和公路取代了驿道,北京、上海等地开始出现汽车、电车。

    当时北京作为铁路的枢纽,主要有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承铁路、京张铁路等干线。铁路管理局为吸引客源,往往打出旅游牌。各大铁路局亦出有旅行指南类读物,比如《京汉铁路旅行指南》、《京奉铁路旅行指南》等。

    中国现代旅游业萌芽之际,英国通济隆、美国运通、日本观光局等旅游机构在华建立旅游代办机构,总揽中国旅游事务。民族资本力求图强以改变旅游业之现状,1923年8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成立银行“旅行部”。到了1927年,“旅行部”独立出来,更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家旅行社的诞生。中国旅行社不仅在京津等15个城市设立了分部,还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在伦敦、纽约和河内设立了分支机构。中国旅行社还创办了《旅行杂志》,张恨水、赵景深、胡愈之、周瘦鹃等名家经常为杂志写稿。

    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表现在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和民众生活的变化上。1909年1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刊文称:“帝国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而北京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碎石子铺筑的道路,排水设备得到改善,街道保持清洁,路边的货摊引进了室内市场。交通由身穿制服、受过训练的警察指挥,近代公共建筑、特别是新外交部庄严堂皇。在新式学堂里,学生们穿着校服,每天做游戏,练体操,每年开运动会……中国人原有的生活被这些变化所改变。”

    民国时期旅游业发展步履维艰,时局动荡是主因。正如张静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概括的:“1912年-1928年,北京政府更换了10次元首,45届内阁,平均4个月就换一次内阁,最短的内阁只有6天。”其时旅游的主体不外乎新兴的城市中产和来华的外国人。普通百姓生活维艰,即便有旅游的闲暇,亦无闲钱。上个世纪20年代,参照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陶孟和所做《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社会调查,当时北京四分之三的家庭没有可供换洗的单衣,贩夫走卒之家,吃盐都吃不起。衣食俱忧之时,旅游只是社会之奢谈。

    马芷庠亦笑称《北平旅行指南》可为无法旅游者做“卧读”之用。好在有图有真相。《北平旅行指南》除附有200余张照片之外,还邀请“工人物画”的吴一轲和“以漫画著称各界”的陆式薰为张醉丐的“平民食品打油诗”十二则做了插图。当时的指南书籍都强调图文并茂。徐珂的《实用北京指南》“附有北京风景画二十四帧”,《京奉铁路旅行指南》含插图57幅;倪锡英《北平》四册,每册均附有地图数幅,“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有时加绘鸟瞰之立体地图,“以助读者之兴趣”。

    南方文人爱上了“北京游”

    北京的城市空间,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作为都城的北京,另一个方面是民俗的北京。

    帝国时代,皇家苑囿是禁地,寻常百姓无缘得入。清政府倒台之后,时任民国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在1914年向袁世凯呈文,建议开放天坛、文庙、国子监等京畿名胜,“以期与民同乐”。当年10月10日,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率先开放。朱启钤是北洋时期北京旧城改造的主持者。梁思成后来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完成《中国建筑史》,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钤。

    此后,先农坛、北海、颐和园、天坛、中南海陆续对游客开放。

    故宫的开放是焦点中的焦点。1914年,故宫的武英殿和文华殿被辟为“北平古物陈列所”率先开放。次年,故宫全面对外开放,举国瞩目。《旅行杂志》专门开辟了“北平七日游”栏目。

    南方文人此时兴发了不少北游兴致。沪上的摩登文人叶灵凤在《北游漫笔》中咏叹“尤其是在这软尘十丈的上海住久了的人,谁不渴望去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施蛰存在《绕室旅行记》中则自嘲:“三年前就说要逛一趟北平,到今天也还未治装成行,给朋友们大大的笑话。”上海名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讲到带着夫人来北京旅游的情景,“这几天为了游览,把我收购医书的日程都耽误了。因为故宫所见的伟大,实在被它吸引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宇宙风》杂志连续推出“北平特辑”,作者有郁达夫、废名、罗念生等,同年结集为《北平一顾》。

    上个世纪30年代,国都南迁,北京成了文人笔下的“旧都”。从老北京的旅行指南中,同样可以看到世道冷暖世事变迁。《北平旅行指南》中谈道:“北平在清末民初最盛时代,各界互相酬应,交际至忙,因之投机者兴起,中西饭馆林立,以供显宦巨商之酬酢,一时著名饭馆极多……嗣以国都南迁,营业竟一落千丈,按现有饭馆数量,比较十年前,仅有百分之五十五强。”

    袁良时任民国北平市长,力主编纂出版《旧都文物略》,“以北平为五朝国都所在,文物繁复,欲使成为游览区,一新世界耳目,以压日人野心,颇事整修,并有斯著。”正如《旧都文物略》的初衷,一是因应旅游的需要,一是应对国运的维艰。马芷庠在《北平旅行指南》自序中感言:“沧桑屡变,万感交集,既逢空前国难,又感鬓发已催,老大徒伤无补时际。草木同朽,君子所惜。无闻可谓,先哲知勉。”当时北京旅游指南的编写,均有此种家国情怀。

    当时,文化重心已经南移,作家大多选择寓居上海。不少作家开始把北京视为向往与怀恋的情感故乡。郁达夫在游历北京之后,“就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

    随着战火逼近,在徐志摩的眼中,北京已经成为“死城”,他对着前门城楼感叹道:“这年头一座城门都有难言的隐衷,真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壮伟,它那博大,看得多么远,多么孤寂,多么冷。”

    一座城不会死去,因为民俗是有生命力的。如果说,北京城的皇家建筑可做凝固而庄严的历史碑文,那么北京的民俗则是流动而鲜活的情感记忆。在各类老北京旅行指南当中,有关民俗的记录是最生动的部分。

    “莫提旧债万愁删,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这是《都门纪略》的竹枝词。“维持生活是铜壶,小本经营太不拘。一碗水冲杂合面,笑他世事最糊涂。”这是张醉丐的打油诗。从《都门纪略》的竹枝词、徐珂《实用北京指南》里的“妈妈论”到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里的打油诗,能够看到扎根在这个古老城市最底层的不灭印记。

    “不朽的”与“恐怖的”

    上个世纪初,来北京旅游的主要群体,还是西方游客。时任美国驻华参赞安立德说:“世界名胜所处,其最足以供游侣观光者,无有如中国之北平。”

    在一次北京新闻界和汉口工商界的联谊活动中,有汉口的商界人士对马芷庠说,在北京观光了几天,只一件事很不满意,就是买不到合适的旅游指南。买了5本英文的,中文的能找到的就不多,还都过时了。这件事成了他编写《北平旅行指南》的初衷。马芷庠在自序中说,“嗣因市政当局极力繁荣旧都,扩大整理游览区域,余深韪其议,而编是书之意遂决。”

    老北京指南读物的兴起,自然受到外文出版物的启发,抑或说刺激。北平民社出版的《北平指南》一书中说:“世界各埠指南,不仅普通用者汗牛充栋,供一阶级一学派用者更仆难数。欧美人之旅居我国者,各就所在地编纂指南。洋洋大观无虑数百种,如英法文之北京指南,其选材之新颖,调查之周详,真令闻者惊心,阅者动魄。”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内出版社推出不少外文的北京旅游指南书籍。美国学者韩书瑞曾经在《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中说道:“外国旅游指南强调这座城市既是古老的,也是永恒的。它的荣耀历史悠久,已成过去,它的尊严却是不朽的。”

    作者多以商人和传教士为主,出版目的自然是服务来华工作或旅游的外国人。因为主要服务于来华的外国人,因此书中对于国人生活工作的内容介绍很少,除介绍北京旅游景点之外,亦会介绍与外国人来京相关的公共设施、使馆机构以及商店餐馆。

    1904年,英国立德夫人编写的《北京指南》由天津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英文北京旅游指南。全书共分46个章节介绍北京的文物古迹和景点。作者是英国商人立德的妻子,立德1859年到达中国,开始从事茶叶贸易,还参加过洋枪队。夫妻二人都是中国通,著书颇丰。立德的《扁舟过三峡》及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我的北京花园》、《李鸿章的一生及他的时代》,近年来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立德夫人在北京发起过中国妇女天足会,曾经和李鸿章就反对裹足当面辩论。

    立德夫人的《北京指南》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北京旅行指南》、奥地利律师斐士的《京师地志指南》等。

    早在1934年,老牌的澳大利亚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就编写了英文版《北京城市指南》。2006年三联书店和“孤独星球”合作,70年后重新回到中国。

    英国通济隆公司的故事更长。通济隆公司由托马斯·库克在1841年创办,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都曾写文章为托马斯·库克捧场,“库克把旅行变得方便而令人愉快。”1872年,托马斯·库克组织了一次轰动的环球旅行,历时272天,恰逢同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发表了《80天环游地球》。这次环球旅行,库克途经上海,却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大谈对中国的“恐怖”印象,言称“谁会想要花钱再来第二次?”随着20世纪初英国来华人数的不断增多,此时托马斯·库克已经故去多年,他的通济隆公司却开始大肆拓展在华旅游业务,并且出版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旅行指南。时光轮转,去年英国“托迈酷客”来到中国开展业务,这个“托迈酷客”正是当年的通济隆,北京指南有新的吗?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