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自清末民初引入中国以来，到如今已渐褪去神秘色彩。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美学虽是专门之学，但自创立之初，美学家们就重视其在教育实践中对于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意义。由于美学进入中国之时正处国家忧患频仍之际，因此，对美育的重视又与改造国民性和振兴国家的宏大命题相关。蔡元培在《美育》中论述到，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有适当的行为，因此德育为教育之中心。德育的完成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需要考察因果、计算利害，属智育的范围；另一方面则需要超出利害之计与人我之别的感情，属美育的范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他在另一篇《美育与人生》中又说， “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重视美学的实践性，它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切的关怀和引导意义；另一方面，虽然美学理论是美育的基础，但它对于一般非专业人士来说较为艰深乏味，因此需要借助一些美的对象来充当教育工具。
至于什么能够成为“美的对象”，蔡元培在《美育代宗教》中指出，美育的范围不仅限于绘画、建筑等视觉艺术，而是“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的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可见，他所划定的美的对象范围颇为宽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任何引发美感的事物都被涵括在内。
这一时期具有美育意义的著作，可举朱光潜的《谈美》为例。《谈美》写于1932年，在此之前朱光潜已完成《文艺心理学》，该书是为专门研究美学之人而写，而《谈美》则是以向一位朋友谈话的口吻写就，力求明白晓畅。在表明此文写作的目的时，朱光潜也从对时代的关切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糟糕状况不全是因为制度，大半是由于人心之坏，而人心之坏则是因为不能超脱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外，不能保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因此，为净化人心，最重要的在于使人生美化，而在他看来，艺术之中正具有这样的精神，他希望将自己在研究美学时所得的关于审美活动的经验写出来，启发青年朋友们能够在对艺术以及一切具有美感事物的观照中养成一种审美的态度，并将这种审美经验推广到对人生世相的思考中去。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美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体人生的完满，更在于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疗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美学热”，分别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二十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潮。相比较而言，“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学科内部的讨论，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学才跃升为显学，显示出其创造性和活力，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在这一热潮中，有两部著作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其一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另一是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在当时具有青年导师的身份，作为其代表作之一的《美的历程》风靡一时。与当时许多著作试图建构起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美学一样，这部书“是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所作的鸟瞰式的宏观美学把握”，并提出了诸多具有独创性的美学观念。翻阅《美的历程》，既会看到作者贯通中西、熔铸古今的理论抱负，也会为其才华横溢的文思妙笔所感染，由此不难想见，在思想刚刚松动的当时，这部书所引发的轰动。
与此书的风格不同，《美学散步》则是一本美学论文集，宗白华所向往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散步式的运思方式，而这种方式似乎更贴近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宗白华对于中西方美学思想与艺术作品熟稔于心，因此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既十分精到，又能在不同文化与艺术门类间进行对照，发现其中的共通性。作为《流云小诗》的作者，《美学散步》的语言是诗意而美妙的，因此这部集结了作者将近一生美学思考的著作，本身就是宗白华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当美学热逐渐回落之后，美学逐渐失去其显学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消费主义和文化热兴起，美学也走出了狭小的专业领域而步入日常生活。在此之前，对大众进行美育的要求源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而在当下，美育则成为人们摆脱衣食之忧后的切身之需。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入美术馆，阅读经典，接触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但美学和艺术知识的匮乏又使他们无法更深入地领会其中妙义。这一时期，对知识的迫切期待催生出大量美学普及类作品，譬如以蒋勋为代表的作者，即是以更为亲切可感的形式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解读，积极调动读者的感受力，将自身作为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融入审美观照中，生发出个体独特的审美体验。
如今，美学和艺术广泛而深切地参与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回望上世纪初先贤们的美育实践，他们对美育的期许和对艺术化人生的追求，或许在当代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