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采访手记：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
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苦恋》和《吴王金戈越王剑》在上世纪80年代被禁演，以及后来所经历的种种运动，使白桦成为知识分子“苦难一代”的代表。
我问白桦：《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他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在特殊的时代，他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难。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士兵情结伴随他一生。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用木机梭织，织各种各样的毛巾。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十五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很多士兵是为了小米饭才参军。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中有的人手还在动……淮海战役中，战壕都被士兵的尸体垫平。“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白桦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上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最多，是因为它最接近历史的真实，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实。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了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
白桦就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话使白桦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桦为了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一直到1977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
他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如愿。
白桦觉得，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革”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