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屈指算，这是父亲走后的第四个清明节了。
每年清明，我都会回杭州扫墓。站在父亲墓前，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在那边还好吧？清明的新茶下来了，记着泡一杯呀。晒晒太阳，读读陆游的诗，一定是你最享受的。
父亲最喜欢的诗人是他的绍兴老乡陆游。在病中他曾赋诗道：“放翁邀我赴诗会，潇洒瑶池走一回。临行带上新龙井，好与诗翁沏两杯。”起初父亲写的是“潇洒黄泉走一回”，我们非要他改掉，我们不愿意面对那样的现实，哪怕只是字面上的一个词。
但父亲最终还是赴黄泉了。纵使知道人终有一死，纵使明白他已是87岁高龄，纵使清楚癌症无法抗拒，我们依然悲痛万分，心如刀割。也许亲人离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有多爱他。
而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父亲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没能守在他的身边，没能送他上路。
从父亲患病到去世，我一次次地去杭州，利用假期，利用开会，利用采风，甚至利用周末短暂的两三天。成都—杭州，杭州—成都，反反复复。仅八月份就两次赴杭。即使如此，父亲离世时，我依然没能在他的身边。这样的遗憾，外人无法理解。甚至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一直守在父亲身边？
我是军人，父亲是老军人，他一辈子严守纪律，也希望我一辈子严守纪律。春节离家时他就对我说，你不要再回来了，影响工作。回去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国庆节再回来吧。我顺从地答应了。为了证明他生病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和写作，三月里我去了云南边防，回来后写了两篇人物报道，还写了小说。
但父亲病情的发展让我越来越没有心思了，四月里我借采风活动再次回家，五月里我借开会绕道回家，六月七月，哪怕是利用周末，我也尽量回家。父亲每次看到我，那神情是既高兴又责怪。我待不了几天，他就开始催我，你该回去工作了。怕他生气，我有时只好待在病房外面，等姐姐出来。
最后的时刻来临。8月初的一天，姐姐打电话告诉我，父亲病情加重了，已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我心急如焚，再次回杭。父亲看到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努力抬起胳膊，点点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你这个家伙，怎么又回来了？
彼时，杭州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我的心却冷到极点。更为煎熬的是，每天去医院，上午，下午，站在父亲的病床前，看着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他，束手无策，仿佛在等那一刻的到来。这样的感觉非常糟糕。恰恰那段时间，我工作上又遇到了诸多麻烦，于是在待了8天后，我又一次离开。
可是回到成都仅仅4天，医院就正式下了病危通知书。接到姐姐电话，我毫不犹豫地于当晚飞回杭州，生怕不能见父亲的最后一面。朋友深夜在机场接我，送我到病房时已是凌晨。父亲处于昏迷中，完全不能言语，即使睁开眼睛，眼神也是涣散的。
但生命有时候非常神秘，谁都无法把握。在医生看来已完全没有希望了，父亲却顽强地活着。在下达病危通知后，监视器的那些数据，心跳，血压，血氧，仍显示正常。但我们知道情况不好，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父亲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呻唤。父亲本是非常能忍耐的，这样的呻唤一定是痛苦到了极点。只有在注射了杜冷丁后，他才能有几个小时的安宁。很多次，我听到父亲的呻唤，走到床边，抚摸他的额头，或者肩膀，他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我不知道是我的抚摸可以止痛，还是因为他感觉到了亲人的担忧，努力隐忍着？
这样的守候，真是备受煎熬的守候。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想起了我的两位朋友，都曾经历过与我相同的痛苦。
一位是师政委，常年驻守边关。得知父亲病危，他从边关日夜兼程地往回赶，汽车，飞机，汽车，马不停蹄。一下飞机就接到妻子的电话，催促说，快点儿，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可是，当他赶到医院走进病房时，父亲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眼里闪出明亮的光芒，还有微微的笑意。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后，父亲的生命体征又恢复了正常。假期里，他寸步不离地陪着父亲。那是汶川地震的第二年，他率部队救灾的事迹已被写进一本书里，父亲说想看这本书，但已经拿不动了，他就捧着书让父亲读，父亲读完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10天的假期很快就到了，他不得不离开。走的时候他对父亲说，我回去处理些工作，有空再回来看你。其实他和父亲都知道，这句话很难兑现了。父亲闭着眼睛没有说话，他默默转身离开。母亲说，他走后父亲睁开了眼睛，对母亲说，总算是见了他一面，没有遗憾了。
半个月后，父亲走了。噩耗到来时，他竟然因为有重要工作，关了手机。家人费尽周折才通知到他，那一瞬间，他大脑一片空白。
最终，他没能送父亲上路。
另一位朋友，是位师长，入伍几十年，一直与父母相隔千里。父亲病重入院时，家里人感觉已过不去这个坎了，让他做好准备。他便把假期留着。到了九月，母亲感觉父亲已到了最后时刻，便通知所有的子女回去告别，他也回去了。可是，20天后，父亲的心脏依然顽强地跳动着，他的假期却到了。他是师长，不可能那么长时间离开岗位。母亲对他说，你走吧，你也算是送行了。父亲不会怪你的。他只好离去。
没想到，在他走后第三天，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打电话通知他时，他竟然没接到电话，因为当地发生了地震，他正率部队开往灾区救灾，行驶在信号不好的路段。到达后才收到短信。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坐在帐篷里，默默落泪。第二天，他依旧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安顿好，才飞回老家，匆匆参加了告别仪式，即返回灾区救灾。
他也没能够送父亲最后一程。
眼下，我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痛苦。
其实，今天的部队已经很人性化了，家里有这样的事，是一定会准假的。可是，你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请假是最合适的，你不可能一直请假，或一直在家，你毕竟担当着一份责任。
尤其是我的两位朋友。相比之下，我要好一些，所以我想多陪陪父亲，又怕他不高兴。备受煎熬之时，我走到父亲床边轻轻问他，爸，我再陪你几天好不好？他立即把脸扭向一边，表达出明显的不快。但是，当姐姐俯身对他说，我们让山山回去工作吧，他竟然清楚地说了一个字：“好”。
这是父亲昏迷10天后说出的唯一一个字，一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那一天，是8月27日。我心如刀绞，决定走。临走前，我俯在他耳边说，爸爸，我听你的，回去工作了。他闭着眼，微微点头。他听到我的话了！我强忍着泪，迅速离开了病房。
回到成都后的第四天，8月31日凌晨，父亲走了。最终，我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虽然我知道父亲不会怪我，但依然很长时间，我都无法释怀，无法走出伤痛。
我，和我的两位朋友，都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我们都在父亲告别人世时，远在千里之外，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军人。这是我们的宿命。
（写于2017年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