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20期间的《妇女杂志》】
“新贤妻良母”的塑造
《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共经历六位主编，分别是王蕴章、胡彬夏、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杨润余。虽然六位主编，但是形成的是三个主要时期，即王蕴章时期（1915-1920）、章锡琛时期（1921-1925）和杜就田时期（1925-1930）。
王蕴章是光绪年间中副榜举人，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担任国文教授，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清末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15年1月，《妇女杂志》创刊，出任《妇女杂志》主编。
王蕴章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时期，注重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改良和启蒙：辅助女学、宣传科学新知，同时也在培育贤妻良母。只不过，这个贤妻良母是具有“新质”的，具备了新知识、新才能、新身体观、新的“生利”能力。比如，《妇女杂志》的“学艺”、“家政”、“趣味之科学”、“常识谈话”等栏目介绍了大量实用有趣的新知识。当读到现在仍非常流行的蒙特梭利教育方法时，不禁让人吃惊。《蒙特梭利教学法》一书就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没想到能在同时代的《妇女杂志》中被大量的介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强大的翻译实力，使《妇女杂志》中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值得注意的还有，《妇女杂志》刊登不少文章介绍身体的知识，比如身体、性、生育、节育、少女青春卫生等。在1910年代，这些被视为隐私只能通过隐晦和私人传承的内容，在杂志中公开介绍，对女性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身体的解放引发思想的解放。这些“新知”在杂志上公开宣扬，不啻于一声惊雷，让女性猛醒。
王蕴章虽然是旧式文人，但是他熟悉英文，对国外新鲜事物很感兴趣，也经常翻译文章。因此，《妇女杂志》中大量刊载西方女性的图片，并介绍她们的社会生活，“西方美人”成了中国女性的重要参照。“西方美人”的优秀、知性以及报国和兴业之举，被中国男人羡慕，也试图召唤中国女性据此塑造自己。可见，王蕴章时期《妇女杂志》理想的女性形象是“新贤妻良母”，只不过这个“贤妻良母”是有着中国传统血统，又有现代西方文明知识的“混血儿”。
不过，王蕴章时期的《妇女杂志》鼓吹“贞节烈女”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受同时代人的诟病，《妇女杂志》的销量也锐减。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使王蕴章对《妇女杂志》做出了调整和改变，但是在新旧压力下，他的努力使两个阵营都无法认同，最终辞职。虽然王蕴章最后黯然离去，但是其对《妇女杂志》的贡献以及对女性的启蒙依然光芒留存。
“舞女牌香发粉”的广告。从服饰可以看出，男女的生活方式都很现代。虽然这幅图片并不能意指女性已经成为性别结构中的主导，但是“准摩登女性”已经开始颠覆与男性之间的结构关系。
【1921-1925期间的《妇女杂志》】
新性道德的讨论,引多方人士争论
章锡琛接替王蕴章成为《妇女杂志》第二任主编，章锡琛23岁进入商务印书馆，随杜亚泉任《东方杂志》编辑。1921 年，接任《妇女杂志》主编。个人命运通常是和时代命运绑缚在一起的，这在章锡琛身上体现的特别鲜明。他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具有新思想，也锐意改革，担任主编之后，《妇女杂志》的模样也从一个“新贤妻良母”转而成为一个具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新女性”。
如何打造这个“新女性”？章锡琛可能未必有一个宏大的设计，但是在他主编时期推出一系列重磅刊号，引发了道德、家庭、两性之间的多重“革命”，这些都关乎“新女性”的塑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将其视为“超前之声”，就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讲，也不啻于一次新锐的“蛊惑”。特别是“新性道德”讨论，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有些言论至今仍有影响。
什么是“新性道德”？简而言之，就是主张一切以爱为中心、为神圣的内涵，主张缺乏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而成的婚姻虽有手续上的全面也是不道德的，两情相悦而产生的爱情和婚姻才具有合法的意义。这种振聋发聩之声，对传统道德和婚恋都是一次沉重的锤击。
章锡琛将“新性道德”的内容进一步放大，认为：
“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
以及周建人在《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认为的：
“一夫一妻的道德也可以不必严限，同时‘恋爱两人以上’，只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旁人也用不着干涉。”
章、周二人的观点把新性道德推向了一个容易引起误会歧义的境地，构成对现代“一夫一妻制”婚姻秩序的威胁。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在《现代评论》刊文反驳，并认为这是一夫多妻制的护身符，甚至会成为一种“流弊”。其实，章、周两人的“新性道德”之意在于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呼唤个体的独立和自由以及对两性人格和尊严的尊重，其内容涉及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两性贞操观等，这些是指向传统的旧道德的诸多弊端的。所以章锡琛很无辜地说，“我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上的主张，也无非说明了性道德应该自由的意思，为什么却因为有了借自由去行罪恶的人，便说了该由自由负责呢？”
章锡琛和周建人自然不能接受，双方一来一往，展开辩论，影响颇大。鲁迅的《莽原》杂志也介入进来，北京的《妇女周报》也对此展开讨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实，当我们回溯民国很多名人甚至普通人的离婚案，就会发现，他们的理由大都出自“新性道德”的有关理论。当下婚恋关系矛盾也比较多，所谓“出轨”或者“第三者”往往宣称“爱情至上”，这倒也和一百年前的论调构成呼应，但是，今人可能很大程度是断章取义了，虽然章、周两人呼吁“新性道德”，强调个体的自由，但是在涉及儿童的时候，就有条件了。
“男女间的性的行为，只要他们的结果不害及社会，我们只能当作私人关系，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社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有产生儿童时，总有过问的必要，其余都应该任其自由。”
一百年前婚恋中的问题，迄今依然还存在。看来，如何充分体现个人的自由又能承担婚姻带来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直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肇始于《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争论，对参与其中讨论的个人影响较大。商务印书馆内部和外部均有不和之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此开始实行“内部审查”，打破了主编负责制，这导致章锡琛辞去《妇女杂志》主编职务，后离开商务印书馆。
章锡琛时期《妇女杂志》对于女性启蒙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新女性”的理想形象，这个新女性是“新性道德”中为恋爱自由果敢献身，抛弃旧式包办婚姻中的女性，是婚姻桎梏中敢于挣脱无爱婚姻的女性，是脱离大家庭的制度能与男性建立新式“小家庭”的女性。这个“新女性”不仅是对女性的想象，也承担着男性在新的世界中确立的“新我”投射，还伴随着“人”的觉醒和自立。虽然章锡琛离开了《妇女杂志》，但是他对杂志的贡献和影响也是深远的。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价值。 （下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