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亚和印度河谷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希腊语。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纪念碑上刻着来自希腊圣地特尔斐（Delphi）的箴言：
童年时，听话；
青年时，自律；
成年时，正义；
老年时，智慧；
死去时，没有痛苦。
据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税务收据和士兵军饷文件显示，在亚历山大死去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希腊语一直都是当地的日常官方语言。的确，希腊语已深深渗透到印度次大陆。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颁布的一些法令都会附有希腊文翻译，明显是为了照顾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
欧亚碰撞产生的文化交流胜景令人惊叹。在犍陀罗（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当地人对阿波罗的崇拜建立起来之后，佛祖的塑像才开始出现。佛教徒感觉受到新宗教的威胁，于是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事实上，不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和阿波罗崇拜存在关联，其外形设计也同样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罗的形象为模版，足见希腊文化的影响之重。在此之前，佛教徒从不愿抛头露面、在外张扬，如今宗教竞争迫使他们做出反应、学习借鉴、改革创新。
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造祭坛上雕刻着希腊碑文、阿波罗的头像以及精美无比的讲述亚历山大事迹的微型象牙镶嵌，说明当今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其实在古代，来自地中海的先进文明也受到同样的重视。亚洲的希腊人在印度得到广泛的认可，科学发明就是其中之一。“希腊人是蛮子，但天文学是由他们创造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将其奉若神明。”《伽尔吉本集》（Gārgī Samhitā）中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历山大要求一定要将希腊的神学远传至印度，这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才能在亚洲得到广泛的尊崇。波斯一带的年轻人从小就阅读《荷马史诗》，“唱颂索福克勒斯和尤里庇德斯的悲剧诗”，远至印度的人们都在学习希腊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借鉴迹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伟大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影响：悉多（Sita）遭罗波那（Rāvaṇa）绑架的主题与海伦（Helen）和帕里斯（Paris）从特洛伊私奔的主题非常类似。当然，影响和启发是相互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从《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学烙印，比如《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思想、观念和故事沿快速通道迅速传播，经旅行家、商人和朝圣客不断扩散。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为所及地域的人们开放思想铺平了道路，也为边缘地区的人们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象提供了机遇。
就连荒野草原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阿富汗北部提利亚特佩（Tilya Tepe）发现的贵族墓葬中，那些制作精美的殉葬品明显都来自于希腊艺术。在西伯利亚、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情况也是一样。可见，奢侈品是被运到了游牧部落，用以换取牲畜和马匹；有时，这些牲畜也可作为换取和平的贡物。
将游牧草原与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因中国不断增长的雄心而强化。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扩张的浪潮将中国的边界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疆土，并逐渐抵达当时所谓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这地方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条600英里长的通道，将中国内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郡连接在一起——以西。从敦煌开始有南北两条通道可供选择，无论哪一条通道都有风险，最后它们在喀什（Kashgar）会合，而喀什恰好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汇点上。
中国的疆域扩张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此前，这些交通网络曾受到月氏，特别是匈奴人的阻碍。匈奴是中亚地区像斯基泰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直引人担忧，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贸易伙伴。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成千上万头牲口都购自这些草原民族。汉人十分需要马匹却又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需要装备有效的兵力，以确保中国内部的稳定，同时还要应对匈奴或其他部落的进攻和偷袭。来自西域的马匹最为珍贵，部落酋长们可以从中赚大笔的钱。有一次，一位月氏国首领用马匹换取了一批货物，然后将货物转手卖掉，他的财富一下子翻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钱的一个马种繁殖于费尔干纳谷地，即广阔的帕米尔高原山地的边缘地区，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东部和阿富汗的东北部。它们的耐力令人赞叹，一位汉朝的历史学家说，就是龙族也敬它们三分。人们将其称作“汗血马”——源出其明显的红色“汗水”：或由于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于马种皮肤太薄，奋力奔驰后容易出现血管破裂。一些特别精良的品种广受喜爱，成为诗歌的题材，雕塑和绘画的对象，并被称作是“天马”。有些马甚至被带着陪伴主人去往来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宠爱的马陪葬，马匹的墓地有两座种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岗护卫。
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旱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轻松。当代历史学家将这些部落人群描述为野蛮矇昧，可以吃生肉，喝生血；有位学者还说，真的，他们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汉人宁可向他们进贡也不愿他们进犯自己的城市。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游牧部落，这些大使从小就受过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训练；皇帝还会礼貌地问候匈奴最高首领一向可好。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提供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和恩赐侍从的重要方式。
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汉代官员相信，匈奴人喜欢奢侈品，说明他们将一事无成，濒临灭亡。“如今你们已离不开中国货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气地对部落首领说。他认为匈奴的习俗在发生变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计，中国最终会赢，并征服整个匈奴国。
这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次性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的西部是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朝廷太史之子。他因替战场上年轻气盛的将军辩护而被贬官、遭受宫刑，却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审视印度、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和军事状况。他认为，中亚诸王国兵力虚弱，因为他们受到匈奴的威胁，这些野蛮人因被中国打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司马迁写道，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对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特别是玉门关（商队西行的必经之路）以西通道的开拓并不顺利。无论通道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越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那样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常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必须有丰厚的回报才值得人们去冒巨大的风险。尽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高昂的珍贵物品同样能够通过远程运输抵达这里。
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让游牧部落觉得它珍贵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商业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在离敦煌不远的古代要塞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三万五千字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业活动。这些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上，从其内容得知，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从关税的角度）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体制的复杂性和早期的实践展示出都城长安（现称西安）是如何在面对一个似乎是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