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选摘】
如何理解大公报的百年传承？
说到大公报，学界总不忘提及，那是一张创刊于1902年，延续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报纸。
然而，这话错了，至少是不严谨的。
如果就“大公报”的报头而言，它确实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连招牌上那三个字都没有换。但如果讲大公报的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这些最应该属于传承的重要内容，那么，创刊早期、鼎盛及转折时期和今天的大公报，除了同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出“传承”问题。
众所周知，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英敛之、王郅隆年代（1902-1925）为创始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年代（1926-1949）为新记时期，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1949年迄今，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可以归一。
那么，人们现在讨论和研究的大公报是指哪个阶段的大公报呢？从绝大多数的相关论著看，都是指吴、胡、张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无论其言论、报道、经营、管理，包括常为论者提及、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13位著名大公报人，除了英敛之，都属这个时期。而新记大公报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在“大公报”这块招牌迄今113年的延续中只及五分之一，如此，怎能笼而统之地说什么“百年传承”呢？况且，更重要的是，它与此前、此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前述各项实质上的传承关系。
先看“新记”之前的大公报。
1902年，大公报创刊时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四年。其创办人英敛之，出身满族，祖上与清皇室曾有姻亲关系，他个人却又信奉天主教。作为一个思想、感情上新旧交织、“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目的，是宣传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就开创了“敢言”传统的话，那就是反后（慈禧）拥帝（光绪），目的还是维护满清王朝。然而，历史的发展与英敛之的主观愿望相反，大公报创办9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英敛之幻想破灭，心灰意冷，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亦不能排除其“前朝孤臣孽子”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倾向。延至1916年，英敛之卖出了他所持股票，大公报转手于王郅隆。
王郅隆何许人？一个靠投机钻营、攀附于安福系的财阀。他收买大公报，目的是为安福系宣传、造势，并且有明显的亲日色彩。安福系是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他们排斥异己，推行“武力统一”，企图在中国建立皖系独裁统治，并一度操控北洋政府和国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首领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解散安福系，通缉徐树铮等首要分子，王郅隆便名列其中。后由日本人保护逃亡并死在日本。王记大公报存续9年，为军阀割据、“亲善”日本鼓吹，是大公报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也就被某些刻意强调大公报“百年传承”、“一贯敢言”的人有意无意地隐讳不提或一带而过了。但这是真实的历史，且有白纸黑字在，无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如果讲“百年传承”，这段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呢？
揭示英敛之、王郅隆年代大公报的背景，是为了说明，“新记”与他们除了买卖那块“招牌”，并没有传承意义上的关系。（如果说有，也就是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胡政之，曾任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历时三年，以失败去职。但这恐怕算不得“传承”）而“新记”的命名，也正是为了有别于此前的英记、王记。
既然我们讨论、研究的大公报主要是它的新记时期，并且其办报宗旨、言论立场、报道倾向，乃至用人之道、经营管理都是独特的，不仅英记、王记没有，1949年以后也已不复存在，那么，有什么必要笼而统之地讲什么“百年传承”呢？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可能混淆和误判历史。牵强附会讲“百年传承”，不是历史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人称大公报“三巨头”，又称“三驾马车”。“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人，张季鸾的笔”，很形象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大公报发展中分别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多数研究大公报的论述，也都把他们的合作视为大公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笼统地讲，这样说并不错，特别是在创办初期，没有“三巨头”的通力合作，大公报绝无可能名声鹊起。
1931年5月22日，新记公司接手第五年，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耕耘与收获”，称其“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也发来题为《后生可畏》的贺词说，大公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不肯做、不能做，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的这个评价，也是对吴、胡、张合作的肯定。
但是，如果深入细致地考察，从大公报的发展脉络看，吴、胡、张的合作大可研究。具体而言，在办报的目的与追求上，“三巨头”可谓志同而道不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大公报后来的发展。
接手大公报，创办新记公司，吴、胡、张三人为什么一拍即合？——都想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是“知日派”，并且对日本的报业都有过考察，（大公报的组织机构、分配形式等大都取法于日本报馆的模式）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此之谓“志同”。但办好报纸为什么？三人的想法却不尽相同。——“（三巨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可以归纳为：吴好官，胡好利，张好名，单独一个人都不能成事，不得不联合起来而成鼎足之势。……三巨头勾心斗角，互相制约，是没有疑问的。”（见《民国的报业巨头》，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记早期加入大公报的老记者曹世瑛先生这话虽然对“老东家”有些不讲情面，但事实证明却也不无道理。此之谓“道不合”。
吴鼎昌作为当时的华北财阀领袖，极欲进入官场，因此需要政治资本。他曾说：“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由此可见他的办报初衷。后来他果然去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验证了他的“预见”。不过，他也因此成为1948年中共点名的重要战犯之一。
胡政之做过王记大公报总编辑，失败了并不甘心，希望收拾旧河山，做一番大事业。他对办好报纸比吴、张看得更全面，更深远，付出的也更多。胡政之一手栽培、曾为新记大公报骨干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说：“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这应该是徐的切身感受，也是中肯的看法。正是在胡政之手上，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他个人的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但同时，他也因此成为大公报各种“罪名”的重要承担者。
张季鸾是职业报人，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因“文人论政”而得名，他专注于写文章，热衷于交朋友，在报馆里很少过问编报以外的事务。1938年，大公报创办汉口版，周恩来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1958年，新记大公报虽然已经“名声狼藉”，毛泽东还对主管新闻出版的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张季鸾英年早逝，又逢抗战中期，其时，大公报的声誉如日中天，张季鸾作为总编辑，受到各界高度赞誉。“三巨头”中，张季鸾算是“骂名”最少，得其所哉的一位。
追求不同，又要合作，因此才有了曹世瑛先生所说的“勾心斗角，相互制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对众所周知的“三巨头协定”做过一番与众不同的分析：“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制约了吴急于去政府做官；但“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又保证了吴的独资经营，胡、张最初只能算是劳方，拿的是劳力股；而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搞的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胡有用人行政之权，张有言论决定之权……如此等等。笔者以为，曹世瑛先生的这个分析，值得大公报研究者关注。
在新记大公报23年的历史上，吴鼎昌最早“淡出”。1935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依照当初的约定，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1937年转任贵州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1948年又被任为总统府秘书长。不过，吴鼎昌做了官，也依然是大公报的大股东，直到1948年末，才正式公开登报辞去大公报董事一职。1950年，吴鼎昌病逝于香港。
张季鸾是第二个“告别”大公报的。作为总编辑，他一心一意办报，不仅用他的笔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文章，实践了“文人论政”的理想，而且打造了一张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大公报的迅速成名、崛起，张季鸾功不可没。不过，“三巨头”之间，张季鸾与胡政之潜在着矛盾，例如，1936年，张提议开设上海版，吴、胡不赞成，张极不满，一度曾准备辞职他就，直到吴、胡同意了开设沪馆才回心转意；抗战爆发，武汉失守以后，张到重庆，胡去香港，各自分管重庆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和桂林大公报，直到张去世，两人合作不多。张、胡的矛盾，还成为大公报内部某些纠葛的渊源。如众所周知，王芸生与徐铸成都曾是大公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分别为张、胡所培养、拔擢，却很难在一起共事。张季鸾1941年病逝，年仅54岁。天若假年，大公报可能又是一种局面。
胡政之与新记大公报几乎同始终，如果加上王记时期，他在大公报服务了27年。较之吴、张，胡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颇谙经营之道。新记开张之初，胡政之已经办有国闻通讯社，新记早期的基干力量就来自国闻社，徐铸成、李子宽、金诚夫等更成为后来大公报的高层。大公报人事问题实行经理负责制，胡作为总经理，知人善任，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新记大公报的最后7年，在吴鼎昌去职，张季鸾病逝的情况下，胡政之总揽大权，大公报能够有四馆并存，发行20万份的局面，胡政之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没有胡政之，也就没有人们后来称道的大公报。1949年4月，胡政之病逝于上海。有人说，胡政之之死，也是新记大公报之死。其实，胡政之病重之时，天津大公报已经停刊，改组为进步日报。（惟不知他是否知道，作何感想？）如果他再多活一个月，还会看到上海大公报“新生”。新记大公报走入历史，是一种必然，非胡政之所能左右。
大公报“三巨头”中，比起最先故去的张季鸾之备极哀荣，胡政之的离世是颇为凄凉的。不过，若与以寓公身份蜇居、一年以后病逝于香港的吴鼎昌相比，胡政之也算并未声沉影绝，至少香港大公报为之出了纪念特刊。而大公报这个纪念其创始人的特刊，也成了“新记公司”寿终正寝的标记。
值得一提的是，张、胡虽然在办报理念上有矛盾，但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曾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向来最不容易合作，而‘文人相轻’，尤为‘自古已然’。吴张两位先生同我都是各有个性，都可说是文人。当结合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水乳，但是我们合作多年，精诚友爱，出乎通常交谊。所以然者，各人都能尊重个性，也就能够发挥个性。”这里，出于文人惯有的客套和对逝者的尊重，胡政之不免过誉了与张季鸾的关系，但说彼此“尊重个性”，却也道出了他们能够持久合作的真谛。
“三驾马车”聚于大公报的旗帜之下，都曾为之做出过贡献，又走向不同的结局，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也是研究大公报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