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
Variation
托尔斯泰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曾解释说，托尔斯泰落选的原因在于，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尽管外面闹得沸沸扬扬，托尔斯泰本人却十分淡漠，他说幸亏没获奖，因为金钱“只会带来邪恶”。
罗丹发现了卡米尔，意识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他们相爱了。卡米尔多次要求罗丹在妻子和她之间作出选择，她甚至怀有身孕。而罗丹退却了，他显出了优柔寡断和患得患失。他无力地为自己辩解说：“我需要宁静、忘却和创作……”卡米尔的激情变成了自己的坟墓，无论爱情还是创作。她的母亲跟疯人院院长说：“正是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1916 年，杜尚在美国完成了他划时代的第一件“现成品”作品：一把雪铲。杜尚从商店里买来便送了展览，美国人问：“何意也？”杜尚答：“无意。”美国人说：“否，得有意义。”杜尚便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胳膊折断之前。”美国人再问：“此乃何意也？”杜尚答：“铲雪的时候会折断胳膊。”杜尚一直在为这所谓的“意义”感到遗憾。
1918 年11 月8 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作为协约国谈判首席代表在行军列车里接受了德国的停战谈判。福煦傲气凌人地对德国人说：“汝等来此做甚？”德国方面回答：“想听贵方停战建议。”福煦说：“停战建议？吾人无。吾人愿继续战斗。”如此好说歹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福煦以“大战终结者”载入史册。
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很多钱请人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装得特别逼真，让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作家马克·吐温，就问他：“您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您怎么知道的？根据是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这只眼睛里多少还有一点点慈悲。”
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终身未婚，生活如同清教徒，每天几乎只靠面包和清水过日子。除了工作，就是弹莫扎特的曲子。他说：“我有的只是革命和莫扎特。”
弗洛姆在批判独裁者如恺撒、希特勒的自恋时说：“他越是想成为神，他自身就越与人类种族相分离；这一分离使得他恐慌，每个人都成为他的敌人。而且，为了免受恐慌之苦，他不得不增强他的权力、他的残忍和他的自恋。”
作家穆齐尔这样描述他的祖国奥地利：“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奥威尔则在《动物庄园》中写道：“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高尔基晚年回到苏联，有意无意地做了御用文人。在苏联集体化时期，高尔基提出了一个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他还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说：“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斯大林曾在高尔基的一本书后面留下轰动一时的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批示上“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一个字母。一时间，大家手足无措。有两名教授论证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截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编辑请斯大林过目一下。斯大林的指示是：“笨蛋，此系笔误！”
丘吉尔很早就以反布尔什维克知名。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性和最为卑劣。”他认为英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曾有人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
贵族出身的作家阿·托尔斯泰回到苏联后，受到政府的青睐，无产阶级政府甚至准许他留用过去的仆人。据说，阿·托尔斯泰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 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
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当面对魏茨曼说：“我一生都爱你，毫无疑问，你是值得整个犹太民族尊敬和爱戴的。”但他背后又常常说魏茨曼的坏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揶揄挖苦，说魏茨曼“长相邋遢”，“缩头缩脑”，讲话“谎话连篇”，为人“恬不知耻”等等。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 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9 年2 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声名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布罗茨基说，自从有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
隔膜第九
Estrangement
1910 年11 月10 日，82 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庄园秘密离家出走，躲在一个三等火车车厢里。他患有肺炎，最后客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室里。托尔斯泰弥留之际，全球各地的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尔斯泰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曾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唯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1913 年，奥斯特瓦尔德组织起“退出教会者委员会”，并与其他反教会组织联合行动，就集体退出和与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目标制定了行动方案。他说：“现在，教会不仅不是世纪的文化的责任承担者，而且是对文化的压抑。”“退出教会是20 世纪文化的第一步，是顺理成章的一步。”
有人如此说泰勒：一个由于视力被迫辍学的人；一个被工人称为野兽般残忍的人；一个与工会水火不容，被迫在国会上作证的人；一个被现代管理学者不断批判的人；一个在死后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人；一个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产生的人；一个被社会主义伟大导师列宁推崇备至的人；一个影响了人类工业化进程的人。
《吉檀迦利》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被诗中崇高的思想和华丽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1913 年11 月，当泰戈尔得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一群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来向他致敬。对这些崇拜者，他不无讽刺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不赞扬他，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因为西方承认了他，他们才开始赞美起他来。他说：“对于他们奉上的荣誉之杯可以吻一下，但里面的酒我是不会喝一口的。”
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儿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儿又说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
苏联天才的物理学家朗道曾经把科学家们的智力用二分制来表示，他认为爱因斯坦的智力是2，其他人都是1，而他自己则是1.5。有人说，他故意忘了泡利。
罗斯福的女儿艾丽丝是个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的“花花公主”。她独立又热情，不断寻求新鲜事物。艾丽丝不愿当父亲的陪衬。当她结婚时，拒绝举行传统的白宫婚礼。她穿蓝色婚礼长袍，用一把长剑戏剧性地劈开了结婚蛋糕。艾丽丝不允许父亲在自己的婚礼上抢风头，她说：“我父亲总想做每个葬礼的死者，每个婚礼上的新娘，每次洗礼中的新生儿。”
1952 年9 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一百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又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电影。”
狄兰死于1953 年11 月9 日，年仅39 岁。由于他是外国人，死因特别，故需要办理认尸手续。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的帮助下，办手续的小姑娘勉强拼写出名字。问到职业一栏，劳夫林说：“诗人。”这一回答让她困惑：“什么是诗人？”劳夫林说：“他写过诗。”于是小姑娘在表格上写下：“狄兰·托马斯。他写过诗。”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斯大林挂断了电话。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电话里一直说：“斯大林同志正忙着……”
盛田昭夫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一度是斯大林接班人的卡冈诺维奇在晚年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当他知道女演员阿丽莎·库娜被政府打压后仍有许多朋友陪伴时，若有所思：“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确有天壤之别。”
1993 年，亨廷顿说：“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是参与西方社会最多的人。他们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或是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德赫斯特接受了教育，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而其普通民众却深深地沉浸在传统文化之中。但在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逆转。很多非西方化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强调‘去西方化以及本土化’的精英，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惯在其普通群众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有人悲悯地问霍金：“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霍金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