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快乐哲学批判与人性之再认识
一、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在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与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但是中世纪东西方的这一点点差别不是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我们当下要谈论的是，在近现代的世界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其殊途同归的原因是什么？
这淡出在西方社会中昭然若揭。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文在其著作《意识的首领》中自问自答：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谁是意识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无冕之王——新闻记者们；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而它的首领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而是商人（Ewen，1976）。1984年日本作家山崎正和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
国家对于国民已经不是有趣的存在——已不是给日常生活带来刺激，而激励个人人生的存在。她不再是为大目的而行动的战斗集团，她已转化为抱持无数的小课题，而谋求期间微调的日常性技术集团。换言之，国家已经不是祭典的场所，而已化为务实的世界。（山崎正和，1984：28）
对这一描述，今日的中国读者应有似曾相识之感。步西方与日本之后，我们的政府在近十余年间也正在从一个“为大目的行动的战斗集团”变为“日常性技术集团”。
而中国社会中这一变换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含蓄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和生活上。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为日后的改革做了铺垫。但是这位务实的政治家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剑的一边指向的是悖离人心的政治乌托邦，而剑的另一边——他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也为自身社会角色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它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强调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就有更胜任的角色——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
政治转向始料不及的后果，是中国政治家从制定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直接原因，但也只是浅层原因。它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正是这一深层原因导致了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政治家统统从人生观制定者的角色中淡出。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两百万年未有之变局。
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今天说起来很轻松，却是亘古未有。从20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几乎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基调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种生存状况的基本氛围：生存是严酷而艰难的。
以中国古代的先哲提出的人生观为例。孔子说：“君子居无求安，食无求饱。”（《论语·学而篇》）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章句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成语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俗话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这一句句箴言都离不开劳、苦、艰难、忧患。社会中不是还有一些贵族吗？这些贵族不是置身于苦难之外吗？不是养尊处优吗？但是这些贵族毕竟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就是人类陷入严酷的生存挣扎之中。少数的贵族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氛围，不能置身其外，何况他还要勉励他的下属和庶民们。所以每个社会拿出来的统统是这样的人生观。
但是今天这样的生活状况不存在了，或是即将不存在了，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温饱解决了。还能拿过去的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你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生代们出生伊始生活就不艰难，他们问：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这不是陷入了悖论吗：人们通过艰苦的努力以及他所创造的生产力的进步，使他渐渐脱离饥寒和苦难，而我们却又要说：苦难才是他成长和成功的基本条件，这不等于说，他的成功将使他自己堕落和失败。西方大文豪萧伯纳说过这么样一句耐人琢磨的话：
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萧伯纳，1902：220）a
当温饱猛然解决的时候，当最初的满足过后，我们会忽然觉得空虚无聊，我们会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曾经率先降临在社会中的少数贵族的头上，导致了其中的一些人腐败堕落，但无伤大体，因为只是少数人中的一部分。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全体成员的温饱问题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是将被掀桌子、卷地毯、全军覆没吗？
我以为这正是以往的人生观制定者面临最严酷挑战的深层原因。亘古未有的社会变迁令他们失语。
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当代社会中的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白。一股力量就是商人，商人们一方面在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是后一种工作，光靠商人是不行的，商人充其量只能创造出新的促销手段。后一个工作还需要理论家出场，为这一工作奠定基础的是提出了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
二、快乐哲学批判
什么是快乐哲学？快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行为的——每个人基本无例外——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他们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去追求快乐。在探讨如何去追求快乐的时候，我和汉语世界中较早开始讨论快乐的经济学家黄有光享有一些共识。他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他认为不是有钱就一定快乐，不是一切经济举措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是经济学中的少数派，还是认为大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即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黄有光，2000）当然经济学家中也还有真正的异端，比如罗伯特·弗兰克，笔者与他高度共识。在这点上我与黄有光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更准确地说，我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命题不是自明之理。自明之理是不用证明的，只要是脑筋没有问题的人就不会产生疑问。那么我脑筋尚无毛病，却对此存有疑问，应该说明这不是自明之理。未
经证明就视为坚实的前提，这叫什么逻辑？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呢？一个神志清醒的侏儒反对，就足以证明它不是自明之理，何况人类所享有的三大思想资源，统统不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大思想资源就是人类的宗教遗产，那是最古老的、曾经覆盖了最多的受众的思想资源。它们几乎统统地不支持这个命题——人生就是追求快乐。
第二大思想资源——传统道德。各个民族的传统道德鲜有公然鼓吹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显然不支持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
我们所享有的第三大思想资源是什么？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阐述了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近代思潮，也不支持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者？就是生存和繁衍上的成功者，而前者仍然是为后者服务的，“适者”说到根本就是繁衍上的成功者。如果一个物种，或者其中一些成员，过度地沉溺在快乐追求当中，很有可能不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如果某一种行为不利于生存和繁衍，该行为将随着其载体被淘汰而消亡。相反，“适者”在生存过程中要承受很多不可推卸的苦难。
现代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乔治·威廉斯在其和尼斯共同写作的著作中说：
自然选择没有使人快乐的意图，而我们基因的远期利益常常是要由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来保护的。（尼斯&威廉斯，1994：87）
他们举出了孕妇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为例。这使得快要做妈妈的妻子难过、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有着积极功能的。“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少到最小。”（尼斯&威廉斯，1994：88）这期间胚胎的发育还不需要母亲吸收大量的营养。到需要大量营养时，恶心和厌食已经自然消退。但是恶心和呕吐毕竟难受，于是孕妇求助医生，医生研究出了药物，药物服用的结果却是出生了大量的畸形儿。这种情形说明了那一期间的痛苦是必要的，必须尊重、接受和忍耐。
罗伯特·赖特的批判更是直接指向“快乐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他说：
博弈论家巧妙地设法使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变得简洁和清楚，他们设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流行语，例如“愉快”、“幸福”、“功利性”来概括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任何进化心理学家都可以指出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人类不是计算工具，他们是动物，他们或多或少不仅受有意识的理智指引，而且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指引，而长久的幸福……不可能被设计或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的。（赖特，199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