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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隐秘角落》:跨越历史时空,重新理解故宫

2016年05月05日 15:29:19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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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生长“隐秘”的地方

  一

  所谓 “隐秘角落”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皇帝来说,紫禁城不存在隐秘角落,因为这座皇宫,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何况一座宫殿?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犹如 “上帝”,对天下万物——当然包括宫廷的每一个细节——拥有 “全知视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是 “限制性视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假若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祸临头。

  所谓的 “隐秘角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自这座宫殿在公元1420 年竣工,到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于天下百姓来说,在这五个世纪里,整个紫禁城都是隐秘角落,闲人免进。所以,故宫今天的英文译名,仍然是 “the Forbidden City ”。

  1924 年,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 ,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 年 10 月10 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的意思是 “从前的宫殿”,而 “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20 11 年,我把宫殿第一次开放的场面,写进了长篇小说 《血朝廷》的结尾,但那只是小说,作为故宫博物院开放的见证者,沈从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才是更真切的事实:

  故宫开放,我大约可说是较早一批观众。且可能是对于故宫一切最感兴趣的观众之一。犹记得那时的御花园里,小围墙里那个小庙靠西围墙边,还有一枝高高的桅杆,上端有个方桌清朝对于年幼皇帝亲政的年龄没有明确规定,顺治和康熙都是十四岁亲政,同治十七岁亲政,光绪十八岁亲政。全书注释为笔者注,特殊标明处除外。

  大覆斗形木框架,上边一点,还拉斜挂了一面可以升降的黄布斿带大旗,在微风中翻飞。御花园西边假山后,那所风尺形小楼房,还注明是宣统皇帝学英文的地方。英文教师庄士敦,原本就住在那个楼上。假山前一株老松树上,还悬有一付为皇后娘娘备用的秋千索,坐板还朱漆灿然。西路宣统的寝殿,廊下也同样有付秋千索。隔窗向里张望,卧房中一切陈设可看得清清楚楚。靠北一端有个民初形式的普通钢丝床,床上衣被零乱。正中红木方桌上果盘里,还有个未吃完的北京苹果……可知当时是在十分匆促情形下离开的。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仅限于乾清门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 “后寝”部分,博物院的正门,则是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而乾清门以南,则早在 19 14 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48 年3 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故宫博物院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几十年中,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那些 “未开放区”,就显得愈发神秘。每次有朋友来故宫,都希望我陪他们到 “未开放区”走走,我也萌生了写 “未开放区”的念头。然而,“未开放区”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 15 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 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从52 %增加到65 %,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 “未开放区”成为开放区。或许有一天,对于这座古老的宫殿,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 “全知视角”。这使我最终放弃了写 “故宫的未开放区”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 “故宫的隐秘角落”。

  二

  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 “未开放区”,如慈宁花园、寿安宫,也可能在 “开放区”,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宫的东边,中轴线的一侧,虽曾决定帝国的命运,却极少为人关注。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说,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在我心里,故宫就是生长 “隐秘”的地方,一个 “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的 “隐秘”浮现出来,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所以,即使故宫在空间里的 “隐秘”消失了,它在时间里的 “隐秘”却仍然健在,完好无损。冬日的黄昏,天黑得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会看见夕阳的余晖正从三大殿金色的戗脊 上退去,然后,庄 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接下来,整座宫殿,就成了夜的一部分。望着黑寂中的宫殿,我就像是看见了它的 “隐秘”,庄重、浩大、迷离。那时我知道,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它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但正是这样的破损,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复,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但时间不能。我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将宫殿深处的“隐秘”一一破解,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我知道这纯属徒劳,因为真实的 “隐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刚刚说过的,“隐秘”不会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随着 “破解”而愈发显现和扩大。历史就像一桩悬案,无论遇上多么高明的侦探,也永远不可能结案。

  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一种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储存在故宫的内部,如神龙首尾缥缈,似七巧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

  三

  有一次,陪台湾INK 印刻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初安民、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晶报》深港书评版编辑刘忆斯等友人参观故宫,就是从西华门进,先看武英殿,然后沿着还没有开放的外西路,参观了慈宁宫、慈宁花园、寿安宫、雨花阁 (那时皆属“未开放区”),然后顺着三大殿外的红墙,走到太和门前,饱览太和殿的雄浑壮丽,再穿过协和门到达东路,拜谒文华殿里的文渊阁,然后沿红墙走到箭亭,穿过箭亭广场,向东进入宁寿宫区,抵达东北角的乾隆花园和景阳宫……渐渐,我发现,在我心里,这居然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线路。它或许不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但绝对是一条有效的路线,足以向远来的友人们展现故宫的神秘魅力。我相信它穿越了一个朝代最 “隐秘”的部位,直指它秘而不宣的核心。

  当我写完这部书稿,检视目录时,心里不觉一凛,因为书中的线索居然与上述路线完全相合。我保证这并不是刻意而为的,但下意识里,那条路或许早就潜伏在我的心里,等待着我去辨识、认领。宫殿内部道路无数,那条幽深婉转的路却像一条弯曲的扁担,挑起一个王朝的得意与失意、生离与死别,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迷上了它,它引诱了我,完成了这本书。我用这本书引诱更多的人,让他们即使在千里万里之外,也能感觉到这条道路的存在。

  四

  本书谈故宫建筑,却不止于建筑,因为建筑也不过是历史的容器,在它的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多少人事沧桑。在写法上,本书依旧算不上历史学术著作,充其量是谈人论世的历史散文而已。只不过这种历史散文,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的,也借鉴了他人的诸多成果,否则,这样的历史散文就成了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文学与学术,各有分工,各有所长。我从不轻视学术,但写了这么多年,如今我越来越偏爱散文,归根结底,是那文字里透着生命的温度。夜读董桥,有一段话深合我意。董先生说:“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

  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 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

  我沉浸在散文的世界里,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万里江山画作一尺丹青,在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回旋往返,穿来梭去,不失为一种大自由,与古人对话,又实在是一种大荣幸。这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低眉阅世的轻松,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对现世的几番警醒与忧患意识。

  大约2009 年,我与摄影家李少白先生合作,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双城记》前后,就萌生了写作本书的念头,与紫禁城出版社王冠良等朋友探讨过写作的思路,并开始尝试着动笔。虽然步履艰难,但毕竟有了开始。没有想到,两年后,我调入故宫,成为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故宫的建筑,尤其是 “隐秘角落”,更多了几分认识,写作终于变得顺畅起来。20 12 年初,我完成本书初稿,中文繁体字版交给牛津大学出版社,但当时对书稿并不满意,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便利,资料越查越多,就不肯轻易付梓了,而是对校样一遍遍地修改,加入了一些内容,直至今日,才得以付印。刚好赶上故宫博物院成立90 周年,也算是一种机缘。对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发表上述作品的宁肯、海帆、贾永莉诸位编辑,以及长期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故宫博物院领导与同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2年4月2日于故宫西北角楼下

  2015年2月10日至22日改定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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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