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长“隐秘”的地方
一
所谓 “隐秘角落”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皇帝来说，紫禁城不存在隐秘角落，因为这座皇宫，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何况一座宫殿？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犹如 “上帝”，对天下万物——当然包括宫廷的每一个细节——拥有 “全知视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是 “限制性视角”，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假若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祸临头。
所谓的 “隐秘角落”，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自这座宫殿在公元1420 年竣工，到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于天下百姓来说，在这五个世纪里，整个紫禁城都是隐秘角落，闲人免进。所以，故宫今天的英文译名，仍然是 “the Forbidden City ”。
1924 年，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 ，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 年 10 月10 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故宫”的意思是 “从前的宫殿”，而 “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20 11 年，我把宫殿第一次开放的场面，写进了长篇小说 《血朝廷》的结尾，但那只是小说，作为故宫博物院开放的见证者，沈从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才是更真切的事实：
故宫开放，我大约可说是较早一批观众。且可能是对于故宫一切最感兴趣的观众之一。犹记得那时的御花园里，小围墙里那个小庙靠西围墙边，还有一枝高高的桅杆，上端有个方桌清朝对于年幼皇帝亲政的年龄没有明确规定，顺治和康熙都是十四岁亲政，同治十七岁亲政，光绪十八岁亲政。全书注释为笔者注，特殊标明处除外。
大覆斗形木框架，上边一点，还拉斜挂了一面可以升降的黄布斿带大旗，在微风中翻飞。御花园西边假山后，那所风尺形小楼房，还注明是宣统皇帝学英文的地方。英文教师庄士敦，原本就住在那个楼上。假山前一株老松树上，还悬有一付为皇后娘娘备用的秋千索，坐板还朱漆灿然。西路宣统的寝殿，廊下也同样有付秋千索。隔窗向里张望，卧房中一切陈设可看得清清楚楚。靠北一端有个民初形式的普通钢丝床，床上衣被零乱。正中红木方桌上果盘里，还有个未吃完的北京苹果……可知当时是在十分匆促情形下离开的。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仅限于乾清门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 “后寝”部分，博物院的正门，则是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而乾清门以南，则早在 19 14 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是一个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陈列所的一部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1948 年3 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故宫博物院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几十年中，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那些 “未开放区”，就显得愈发神秘。每次有朋友来故宫，都希望我陪他们到 “未开放区”走走，我也萌生了写 “未开放区”的念头。然而，“未开放区”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20 15 年，故宫博物院迎来90 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从52 ％增加到65 ％，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 “未开放区”成为开放区。或许有一天，对于这座古老的宫殿，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 “全知视角”。这使我最终放弃了写 “故宫的未开放区”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 “故宫的隐秘角落”。
二
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 “未开放区”，如慈宁花园、寿安宫，也可能在 “开放区”，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宫的东边，中轴线的一侧，虽曾决定帝国的命运，却极少为人关注。
“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说，没有了“隐秘”，就没有真正的故宫。在我心里，故宫就是生长 “隐秘”的地方，一个 “隐秘”消失了，就会有更多的 “隐秘”浮现出来，就像日升月落，草长莺飞，生生不息，永不停歇。所以，即使故宫在空间里的 “隐秘”消失了，它在时间里的 “隐秘”却仍然健在，完好无损。冬日的黄昏，天黑得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会看见夕阳的余晖正从三大殿金色的戗脊 上退去，然后，庄 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接下来，整座宫殿，就成了夜的一部分。望着黑寂中的宫殿，我就像是看见了它的 “隐秘”，庄重、浩大、迷离。那时我知道，在这座宫殿里，永远会有一些让我们无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损的时间。它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但正是这样的破损，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复，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但时间不能。我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将宫殿深处的“隐秘”一一破解，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我知道这纯属徒劳，因为真实的 “隐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刚刚说过的，“隐秘”不会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随着 “破解”而愈发显现和扩大。历史就像一桩悬案，无论遇上多么高明的侦探，也永远不可能结案。
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一种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储存在故宫的内部，如神龙首尾缥缈，似七巧玲珑不定，却又那么的，让我们魂不守舍。
三
有一次，陪台湾INK 印刻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初安民、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晶报》深港书评版编辑刘忆斯等友人参观故宫，就是从西华门进，先看武英殿，然后沿着还没有开放的外西路，参观了慈宁宫、慈宁花园、寿安宫、雨花阁 （那时皆属“未开放区”），然后顺着三大殿外的红墙，走到太和门前，饱览太和殿的雄浑壮丽，再穿过协和门到达东路，拜谒文华殿里的文渊阁，然后沿红墙走到箭亭，穿过箭亭广场，向东进入宁寿宫区，抵达东北角的乾隆花园和景阳宫……渐渐，我发现，在我心里，这居然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线路。它或许不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但绝对是一条有效的路线，足以向远来的友人们展现故宫的神秘魅力。我相信它穿越了一个朝代最 “隐秘”的部位，直指它秘而不宣的核心。
当我写完这部书稿，检视目录时，心里不觉一凛，因为书中的线索居然与上述路线完全相合。我保证这并不是刻意而为的，但下意识里，那条路或许早就潜伏在我的心里，等待着我去辨识、认领。宫殿内部道路无数，那条幽深婉转的路却像一条弯曲的扁担，挑起一个王朝的得意与失意、生离与死别，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迷上了它，它引诱了我，完成了这本书。我用这本书引诱更多的人，让他们即使在千里万里之外，也能感觉到这条道路的存在。
四
本书谈故宫建筑，却不止于建筑，因为建筑也不过是历史的容器，在它的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多少人事沧桑。在写法上，本书依旧算不上历史学术著作，充其量是谈人论世的历史散文而已。只不过这种历史散文，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的，也借鉴了他人的诸多成果，否则，这样的历史散文就成了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文学与学术，各有分工，各有所长。我从不轻视学术，但写了这么多年，如今我越来越偏爱散文，归根结底，是那文字里透着生命的温度。夜读董桥，有一段话深合我意。董先生说：“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
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 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
我沉浸在散文的世界里，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万里江山画作一尺丹青，在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回旋往返，穿来梭去，不失为一种大自由，与古人对话，又实在是一种大荣幸。这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低眉阅世的轻松，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对现世的几番警醒与忧患意识。
大约2009 年，我与摄影家李少白先生合作，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双城记》前后，就萌生了写作本书的念头，与紫禁城出版社王冠良等朋友探讨过写作的思路，并开始尝试着动笔。虽然步履艰难，但毕竟有了开始。没有想到，两年后，我调入故宫，成为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故宫的建筑，尤其是 “隐秘角落”，更多了几分认识，写作终于变得顺畅起来。20 12 年初，我完成本书初稿，中文繁体字版交给牛津大学出版社，但当时对书稿并不满意，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便利，资料越查越多，就不肯轻易付梓了，而是对校样一遍遍地修改，加入了一些内容，直至今日，才得以付印。刚好赶上故宫博物院成立90 周年，也算是一种机缘。对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发表上述作品的宁肯、海帆、贾永莉诸位编辑，以及长期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故宫博物院领导与同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2年4月2日于故宫西北角楼下
2015年2月10日至22日改定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