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翻译，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很难想象。新近由巴金故居策划，浙江文艺出版社与草鹭文化合作出版的十册的《巴金译文集》里，可以看见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看过巴金小说的人很多，但未必有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世界语最好的作家，他通过世界语又接触了许多语言，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巴金懂十几种语言。巴老的译文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在22日的思南读书会上，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作家王宏图以及巴金故居执行副馆长周立民就巴老的翻译生涯进行了深入讨论。
陈思和认为，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与其创作的动机一样，他是想把自己的理想写出来，告诉大家。他所翻译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跟他的理想接近，他愿意通过翻译作品来把他的理想、信仰告诉大家。他没有专门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而主要翻译的是高尔基、屠格涅夫，这些作家都是有反抗精神的，具有革命性的。
1922年，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了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巴金自谦自己不是文学家，也不是翻译家。他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有话要说。他对于翻译的作品有自己的选择：“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每次重读时，巴金仍然为这些作品感到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仿佛那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作者的心还“在纸上跳动”。
巴金是个手不释卷的人，陈子善发现，除了和朋友一起聊聊天，下馆子，写作之外，巴金就是读书。巴金的藏书之丰富之惊人，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能够跟他相比的大概只有鲁迅。丰富的外文藏书使巴金的视野开阔，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就在他的藏书室里。所以他不仅自己喜欢，也下决心要把这些书翻译出来。“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巴金书的影响下，包括他的创作、翻译影响下长大的，这让我重温了当年的若干情景。”
巴金不仅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学遗产，同时还主持译文丛书的翻译。他知道，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作品都翻译过来，其他法国的、俄罗斯的文学翻译后来都与巴金有关，且鲁迅最后一篇翻译稿的出版也归功于巴金。
巴金的影响在文学、在翻译，也在语言研究，周立民透露，他曾经在学者陈垣的短文里发现，陈垣在晚年发誓要做屠格涅夫作品《秋天里的春天》的注释，他一再提到自己年轻时在读巴老这本译文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是巴金的人道主义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中，隔着半个多世纪回望这些影响过一代文学大师的外国文学作品，当代的读者也会获得新的解读，正如巴金坚信“艺术的感染力取决于艺术家的真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