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岛》《轻寒》《碗》
金宇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要用玻璃罩子，把你的时间做成标本固定下来。”在今年上海书展的活动上，金宇澄如是说。以此看来，他记录上海市井流转的茅奖作品《繁花》、写父母故事的非虚构作品《回望》，都可视为这份“标本拼图”的一部分。而之于他自己，他青年时代的时间记忆，也作为标本，保存在他最新出版的三部作品《方岛》、《轻寒》、《碗》中。三本书所涉及的地理空间覆盖了故乡江南小镇、东北乡村和他最熟悉的都市上海，风格皆迥异于海派气味浓郁的《繁花》，有小说，有纪实，呈现出一个自如行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金宇澄。
《方岛》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譬喻》、《风中鸟》等九个故事，大都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材自金宇澄的东北乡土经验，带有当时文坛流行的文本实验和现代主义色彩。《轻寒》是一部中篇作品，1991年发表于《收获》，写的是沦陷时期江南小镇的生活，从日常生活情境和女性视角切入，呈现社会人心惊心动魄的面貌，又从细节上予人回味。这部作品充满了电影剪辑感，金宇澄说，当时他仔细研究了故乡江南的方方面面，对后来写《回望》的帮助也很大。作家笛安认为，《轻寒》模糊了时间轴，有很多细部的工笔画式的描写，着力于场景的细度，“很美”。《碗》则写于近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写当年东北农场的一个女青年死于井中，三十年后她曾经偷偷生下的女儿忽然出现，和一群已成为“爷叔阿姨”的老知青返回东北，重新咀嚼命运的苦涩和虚无。书中还附有同题的虚构作品《苍凉纪念日》，纪实与虚构相互映照，凸显作者对多重叙事声音的偏爱。值得一提的是，与《繁花》一样，金宇澄本人为三本书绘制了27幅插图，封面也来自他的画作。金宇澄笑称，“现在觉得画画比写作有意思”。
在以《繁花》惊艳文坛之前，很多年的时间里，金宇澄的唯一身份是《上海文学》的编辑。其实他的文学道路起步很早。他1969年去东北插队下乡，七年后回上海，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很烦”，私下里喜欢文学。有一个美工朋友告诉他，“你的信写得挺好的，可以写小说”。1986年上海作协办了一个青年创作班，结束时必须交一个小说。孙甘露也是这个班的，很快就交了稿，而金宇澄“心事重重”，终于有一天从晚上八点奋笔写到凌晨三点，写出了《风中鸟》。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不久又获了杂志的短篇小说奖，他本人也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风中鸟》写的是一口废弃棺材的故事，苍凉中渗透了人生的妄诞，取自金宇澄在东北农场的经历，事实上他本人也做过一段时间木匠。知青岁月给金宇澄很深的影响，那段生活的一个个印记和片段，都以纪实或虚构的形式，留在了《方岛》和《碗》中。因此他说文学是他的玻璃罩子，“我真的非常感谢写作，做了很多无用功的事情也可以记录下来”。
2011年，金宇澄以网名“独上阁楼”在上海本地的“弄堂网”上发帖，吸引了许多粉丝“催更”。这便是后来《繁花》的雏形。《繁花》的语言极有特点，采用改良过的上海话，嘈嘈切切，可看作是典型的海派文本。以此对读《方岛》《轻寒》，不难看出金宇澄在漫长时间里的积累、打磨和转型。《方岛》是一部很“北方化”的作品，文风更凌厉，西方文学阅读底色之上，又采用许多东北方言，是金宇澄青年时代的侧影。但评论家顾文豪认为，金宇澄的上海记忆正是从东北开始的，“如果没有离开上海，那个上海记忆便不特殊”。金宇澄同意，在东北，才和上海有了“异地恋”般的情感，“北方生活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母语的环境，就会有非常大的刺激，你会深刻地记住出生地的好。所以《繁花》写出来，有这方面的原因在。”
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金宇澄一度暂停了写作，一心一意当编辑。现在回头看，发觉当编辑有许多好处，能密切关注到别人写什么，看到文学的全貌，知道我们今天怎样写小说，方式有哪几种，“当他（编辑）自己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比不做编辑的更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写了，什么东西很多人写就不写了”。“从九十年代写《轻寒》到2011年写《繁花》，中间我看了多少稿子啊！”金宇澄笑。这里面伴随的是他对所谓“小说”之理解的变化。譬如《繁花》中对话不分行的话本体写法，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样式没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女孩子，穿衣服没有“撞衫”。
与多数纯文学作家的幽闭式写作不同，《繁花》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网络性，当时金宇澄每天在网上和读者碰头，宛如“直播”，一边写一边就有人反馈说“昨天写得不怎么样”或“不对”，这让他愈发谨慎，感叹读者里卧虎藏龙，比作者更聪明。他也很爱上豆瓣网翻看读者评论，有读者指出《繁花》里某段对话不对，六十年代怎么会有“变态”这种词汇。金宇澄见了，意识到是自己没写好，忙托年轻编辑联络这位读者，后来在《繁花》重印时予以修订。大概是与编辑身份有关，金宇澄自己在写作时，心中会存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为谁写”是他极为关注的问题，也会反思他那一代“50后”的故事在今天重述是否还有意思。落实在写作层面，他愿意做一些技术层面的探索来面对年轻读者。比如在《碗》中，他较少使用“知青”之类的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词汇，更多使用“小青年”、“年轻人”等更加声气相通的说法。
金宇澄几次感叹说，我们现在的读者和1990年的读者是两个层面，过去没有那么多人读书，没有那么多文学活动，没有那么多人出国，“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时代。”在处处“娱乐至死”的一片哀声里，他表现出难得的乐观。包括被文学界褒贬不一的网络作家，他也深感叹服：“那种做案头的功夫，非常非常厉害。”有读者问起王家卫的电影版《繁花》何时上映，金宇澄幽了一默：“应该是很快，还有几年吧！”（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