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骑士团长》，[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98.00元
放在村上春树长篇小说序列中看，《刺杀骑士团长》恐怕只能算是中流水平。叙事架空了主题，导致整部小说娱乐性有余，批判性不足。
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围绕一幅同名画作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现实世界与理念—隐喻世界之间的冒险故事。
三十六岁的“我”是一位陷入婚姻危机的肖像画家，寄居在一所位于靠海的山谷顶上的房子里，偶然发现了房主（住在疗养所里的老画家雨田具彦）秘藏在阁楼上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此后一连串反常离奇之事纷至沓来：山谷对面豪宅里的神秘邻居免色出巨资请“我”为他画肖像；下半夜一两点钟从封闭石室（洞）传来铃声；理念化身为“骑士团长”神出鬼没（正是“我”与免色开洞取铃时被放出的）；“我”着手创作新画《白色斯巴鲁男子》，画中人物却梦魇一般拒绝被完成；免色请求“我”为十三岁女孩秋川真理惠（可能是免色的亲骨肉）画像；调查雨田具彦及其画作《刺杀骑士团长》背后的故事；雨田具彦的“生灵”返回画室；秋川真理惠失踪；“我”在雨田具彦病房中刺死“骑士团长”，进入隐喻世界，钻过狭窄的洞窟（作为“我”夭折的妹妹当年爬过的富士山风洞的隐喻形式），跌入现实世界发现摇铃的石室之中，终被免色救出；秋川真理惠回家；雨田具彦去世；“我”与妻子破镜重圆；几年后（东日本大地震两个月后），《刺杀骑士团长》和未完成的《白色斯巴鲁男子》毁于火灾；“我”对室（作为理念或隐喻的“我”的女儿）讲述“骑士团长”的故事。
非主流、符号化的人物（脱离社会羁绊），超现实、奇幻化的情节（平行世界冒险），后现代、普世化的主题（对抗邪恶力量），不难看出，《刺杀骑士团长》又是一部辨识度很高的“村上物语”。小说技法纯熟，构思奇特，悬念迭起，节奏到位，假如作者不是鼎鼎有名的村上春树，而是某位文坛新人，绝对足够惊艳了。但放在村上春树长篇小说序列中看，《刺杀骑士团长》恐怕只能算是中流水平，逊于《奇鸟行状录》《1Q84》《海边的卡夫卡》甚至《寻羊冒险记》。概而言之就是叙事架空了主题，导致整部小说娱乐性有余，批判性不足。
小说的主题与《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寓意密切相关。可以说，这幅画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其他角色，作为叙述者的“我”、满足于怀抱“秋川真理惠说不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一可能性度过余生的免色、老画家雨田具彦、少女秋川真理惠等等，都因这幅画改变了命运的轨迹。此画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第一幕第一场唐娜·安娜的父亲骑士团长被唐璜所刺杀的情景。原剧中，唐璜是一位荒淫狂妄、拒不忏悔的反英雄，终被地狱之火所吞噬。雨田具彦对《唐璜》作了四重“转译”：一是在体裁上将西洋歌剧转译为日本画，二是空间上从西班牙转译到日本，三是时间上从16世纪转译为日本飞鸟时期（约公元7世纪），四是主要人物的转译，弱化了“唐璜”，强化了“骑士团长”，赋予后者以核心地位和复杂寓意。
如果说前三点属于形式上的转译，那么第四点就属于精神上的转译了。通过调查雨田具彦个人身世以及作画的时代背景，画的寓意逐渐揭开。“二战”前夕，雨田具彦留学维也纳。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雨田参与了大学生暗杀纳粹高管的计划，后败露，其维也纳恋人被当局杀害，雨田被遣返日本。在此之前，画家被迫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弟弟，在退伍后不堪精神创伤而自杀。“我”推测，《刺杀骑士团长》保存了雨田青年时代惨烈血腥的记忆，描绘了当年“本应发生”的暗杀事件，其中的骑士团长可能是纳粹高官（第1部《显形理念篇》第312-313页）。
由于住进疗养所里的雨田具彦已经丧失了记忆，村上春树只好让“理念”化身为“骑士团长”为画代言。在疗养所病房里，“骑士团长”说：“雨田具彦在历史剧烈漩涡中连续失去了无比宝贵的人，自己也负心灵创伤。他因此怀有的愤怒和哀伤想必是极为深重的。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抗世界巨大潮流的无力感、绝望感。其中也有单单自己活下来的内疚。”（第2部《流变隐喻篇》第226页）为了找回失踪的秋川真理惠，“骑士团长”主动请“我”将其刺杀，通过重演画中场景，引出画中另一人物“长面人”，“我”得以进入“隐喻世界”。这时，“骑士团长”的寓意才彻底挑明：“诸君杀的不是我，诸君此时此地杀的是邪恶的父亲。杀死邪恶的父亲，让大地吮吸他的血。”（第2部第234页）于是，歌剧《唐璜》主角的“人设”发生逆转，“骑士团长”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唐璜”成了伸张正义的英雄（或可理解为雨田具彦的自画像）。
然而，“邪恶的父亲”仍是一种隐喻性说法。在“骑士团长”的提示下，“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它在现实中的原型是“我”在旅途中遇到（但无交流）的一位驾驶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的健壮中年男子。此人眼神流露出的话语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他身上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一直拒斥被“我”画出来。在“隐喻世界”中，“白色斯巴鲁男子”又变成了危险的“双重隐喻”，试图吞噬正在洞中爬行的“我”。“某个扁平的什么在黑暗中往我这边爬来。”（第2部第277页）这一描述让人想起《海边的卡夫卡》里从中田尸体嘴里爬出来的“白色的活物”。按照隐喻世界中的唐娜·安娜的说法，“双重隐喻”早就住在人体内深重的黑暗中，捕食人的正确情思，吃的肥肥大大（第2部第273页）。也就是说，不同于《1984》中作为至高权威无处不在的“老大哥”或《1Q84》中作为集体无意识无孔不入的“小小人”，“白色斯巴鲁男子”可以是任何人，象征着一种潜伏在常人身上的恶。即便在高度自律的免色身上，也有这种恶的存在：“免色君本身不是邪恶的人……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有个类似特殊空间的场所，而那在结果上具有招引非同寻常的东西、危险的东西的可能性。”（第2部第354页）
隐喻本身是一种语言上的伪装，但这种伪装不是为了遮掩本质，而是彰显本质。双重隐喻（隐喻的隐喻）则不然，它带有更大的欺骗性，让人习焉不察，不知不觉被其吞噬。通过“邪恶的父亲”，理念化身的“骑士团长”与双重隐喻化身的“白色斯巴鲁男子”联系了起来，但村上春树并没将二者划等号。“邪恶”在此是名词而非形容词，所以理念与隐喻之间应该是抽象（父）与具体（子）的关系。“理念没有伦理道德那样的东西。理念永远是中立性观念，使之变好变坏完全取决于人。”（第2部第85页）理念依附于人则变为隐喻。理念无善恶，隐喻有善恶。套用黑格尔的话说，“隐喻”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村上春树大体是一位很“宅”的小说家，缺少“走向十字街头”（厨川白村语）的人生经历，惯于从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现实中寻找恶的根源。在《寻羊冒险记》中，村上春树用“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作为恶的“象征”；到了《刺杀骑士团长》，恶的“象征”被进一步抽象为“隐喻”乃至“理念”。但这样一来就架空了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意义。基于同一原因，小说对于“南京大屠杀”和“水晶之夜”等历史事件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行深刻的挖掘，其作用仅限于推动情节的发展。
较之《奇鸟行状录》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和《1Q84》触目惊心的现实感，《刺杀骑士团长》甚至没有真正触及村上一直所批判的“高墙”（体制）。膨胀的细节和离奇的想象，只能使小说缺少历史厚度和现实广度的弱点欲盖弥彰；而脱离了历史和现实来讨论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但不能否认，作为一部奇幻冒险故事，《刺杀骑士团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不妨视为村上春树对莫扎特歌剧《唐璜》的转译。克尔凯郭尔认为，在所有经典作品中，《唐璜》是立足点最高的（参《非此即彼》）。神学家卡尔·巴特指出：“莫扎特的音乐来自这样一个高的层面，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与左侧，即欢乐与悲痛，恶与善，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而音乐永远处于左侧向右侧的转化之中。即处在从悲向欢，从恶向善，从死向生的转化之中而从不会逆向转化。”（参《论莫扎特》）在某种程度上，《刺杀骑士团长》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