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史话》，罗哲文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36.00元
仅仅还在三十年以前，真正登上长城的人并不多。那个年代，大多数国民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宣传画来了解长城，认识长城、因长城而自豪的，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文化衫在90年代曾随处可见，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道风景线。
时光转眼到了今朝，踏上长城的人已经不可计数，据旅游部门公开数据显示，仅八达岭长城这一个景点，每日的最高旅客流量就达到近11万人次，不得不采取措施限流。节假日里长城景点人头攒动的画面，更是常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所以，今天的国人到过长城其实算不得英雄好汉了。大家会说，谁还没爬过长城呢？甚至还有的好事者会进一步小心翼翼的质疑：长城再巍峨再雄壮，可作为景点，只有千篇一律的城墙和烽火台，到底有什么看头、有什么趣味呢？爬长城就是登台阶，和爬楼梯又有什么区别？爬过一次长城，一辈子就不用再爬了。
这类话语的出现，恰恰说明了长城的内涵和底蕴其实还不那么容易被探知、被理解。普通旅行者的匆匆目光和旅游攻略的浮光掠影，无法反映如今堪称“长城学”的深刻内涵。
已经故去的罗哲文先生，在生前曾不遗余力的传播长城学，不仅四处奔走，还撰写了不少关于长城的文字，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最近，他的《长城史话》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出版了。展阅此书，熟悉罗先生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本书的内容并不陌生，这就是罗先生花费毕生精力始终在做的事情。他早年考入著名的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等中国现代史上最一流的古建筑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在国家文物部门任职，利用政府平台和自己的专业全力从事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可以说，长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是与罗先生多年的身体力行和实践呼吁分不开的。
从内容上看，《长城史话》针对普罗大众对长城的一些片面看法，做到了三个明确。
一是明确了长城的范围。长城并不仅仅是大家最熟悉的山海关、八达岭等景点，也不仅指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明长城，而是一个囊括了上至先秦、下至明清，从北方到南方都有遗迹存余的宏大概念。换言之，中国的长城即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当然，这在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普罗大众尚未全面建立起这个意识。一提到长城，只会想到北京、山海关，却不一定能意识到可能身边就有长城。就拿我的故乡来说吧，一个位于山东东部小城，附近也有一个长城遗址，但到底是属于齐长城，还是杞长城，学术界仍然有争议。但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有很多从来都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身边也有一座长城遗址，也就更谈不上如何去关心和保护了。
二是明确了长城的用途。或问，长城有什么用途？不就是打仗的城堡和阻挡游牧民族的壁垒吗？烽火台、古兵器、“两京锁钥无双地”的山海关等等，成为很多人的深刻印象。但《长城史话》告诉我们，长城所具备的不仅是军事用途，还包括广泛的民事用途。没错，长城的军事用途是首要的，但大家只要稍微一想，毕竟历史上不可能每天都在打仗，那么，长城难道就闲置了么？事实上，从用途上看，长城的民事用途能占到七成。正如罗哲文先生指出，长城从秦始皇时期就起到了保护屯田，发展生产的农业用途；也起到了保护通信和商旅往来的商业用途，在没有现代边界概念的古代，倘若没有长城，漫长“国境线”上的人口流动如何管理？如何征税？如何打击走私，保护长城内外正常的经济秩序？从商业和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长城在古代是十分先进的管理工具，绝不是近代所想象的限制流通、闭关锁国的片面印象。
三是明确了长城的技术含量。长城的修建不仅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建筑水平，还体现了古代的组织管理能力。在网络上，有人曾抛出一个很具有挑衅性的观点，说长城是由一群乌合之众建立的，是建筑者在统治者的皮鞭驱遣下被迫修建的，最多体现了人力的堆积，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含量。从罗先生的书可以看出，长城的修建具有很高技术水平，体现在建筑材料的烧制、崇山峻岭的运输、因地制宜的建造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当然，更需要先进的组织管理。书中提到了考古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确切记录了修建的行政官僚和技术人员的身份，这与今天大都市里商业运作的项目组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想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我们从北上广找一个白领济济的写字楼，让楼里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现代技术去修建一段长城，恐怕不一定能修得比古人好。
长城大概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物之一了，正如书中所说，一到埃及，当地人就会拿金字塔和长城对比。就我的所见所闻，如果是跟英国人聊天，他们会提到哈德良长城；如果是和天主教人士戏谈，他们一准会拿长城和巴别塔对比，一辈子没到过中国，也没见过长城的卡夫卡在他那寓意含混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饶有兴趣的谈论了长城，谈论了巴别塔，谈论了他对人类社会的奇妙认知，或许与现实存在的长城已经关系不大，但证明了长城这一最古老的东方遗迹，却能激发西方现代文学鼻祖的奇思妙想。
所以，长城的意义并不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考古遗迹，还在于其作为一种意象、一种隐喻、一种诗性为人熟悉。在中国古代，长城最常见的隐喻就是秦朝的政治。我们熟悉的孟姜女故事，最初既不发生在秦朝，也不是修建长城，但经过民间传说层层累积的变化，最终成为了秦朝暴政的不朽传说。而在耻辱的近代百年，中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于是，长城的隐喻呈现出两面性，一面是保守、落后、自我封闭的腐朽形象；一面却因为那蜿蜒巍峨、屹立不倒的气质成为抵抗侵略、众志成城的隐喻。“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成了激发国民斗志的图腾。当然，随着中国摆脱近代的耻辱，长城那刚猛坚毅、国之金盾的隐喻最终成为了主流。
长城的形象，在历史上不断变幻着颜色与姿态，在当代的现实中也仍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向每一个登上长城的人既宣示历史，也昭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