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作者何晋教授，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对比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化，燕园象牙塔内这些文物、古迹的变迁，也不能脱身于外。也许因为琐小，它们将来并不会在宏大叙事之列，但未必不关乎其大。”
2001年，“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决定意味着，现北京大学校园内、以未名湖为中心的原燕京大学教学、宿舍区，在法律层面被核定为如今国内最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当年全国12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一例，可以讲“未名湖燕园建筑”因此被授予了充足的研究、保护重要性，既便将其与故宫、秦兵马俑等文物保护单位等量齐观、一视同仁，也不足为奇。
但反过来看，“未名湖燕园建筑”并不能与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划上等号。众所周知，“燕园”最初是燕京大学的校园。由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设计的燕园，是将清华大学以西、圆明园以南的淑春园等园囿整合、重建后的产物，燕京大学1926年迁入燕园，而最终燕园落成已是1929年。至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其民国时期的校址曾位于故宫东北一带，包括现五四大街北侧的“红楼”。直至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分拆，北京大学才来到燕园。而后，北京大学进一步扩大校园面积，如在原燕园南修建教学楼、教工学生宿舍等，终至如今格局。燕园逐渐成为北大校园的爱称。
可另一方面，虽然北京大学在其120年的历程中，多次与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密切关联，如今的北京大学也仍然是中国高校中的翘楚，但它毕竟有别于故宫、秦兵马俑这类日常开放甚至收费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校外人员进入北京大学校园的审查时而宽松时而严格，这就让“未名湖燕园建筑”成为了半公共半校园的存在：对于校外人员而言，未名湖、博雅塔似乎象征着难以企及的最高学府，而对于校内师生而言，未名湖、博雅塔又好像代表着诗化的校园记忆。看起来，“未名湖燕园建筑”既不能成为世人共享的历史记忆，又没有成为师生熟稔的文物常识，它更像一片有待发现的“后花园”，正如歌中唱到“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
由此说来，我们便可以尝试理解何晋教授前述于《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之“序”所言，以及他撰写此书的意义。这固然是一本广大读者都可以阅读、购买的文物知识图书，何晋教授拿出他此前专攻先秦史的考据功底，“慢慢搜集有关材料，拍摄照片，希望对它们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最后完成了这本条分缕析地整理、介绍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专著。但另外一面，《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何晋教授这样一位1988年起就一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求学、任教的“北大人”，对母校的一次探寻之旅。自认曾“对整个燕园所知并不全面和透彻”的何晋教授，为他自己也为每一位“北大人”，将仿佛珍藏于自己的“北大记忆”之中、但实际自己未必清晰明了的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以文字的形式具体化了，《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是一把献给所有师生以开启北京大学“后花园”的金钥匙。何晋教授几乎没有在陈述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时，夹杂太多个人情感与体会，整体行文追求简洁、客观、准确，但对“未名湖燕园建筑”中的每项文物，无论知名度与重要性，此书都做了详尽的梳理，相信此书的读者也能各取所爱。
以《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中的“静园六院”一节为例。静园六院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大学部分文科机构的办公场所。自我2010年本科入学北京大学后，静园六院就是我经常路过之地，但因为于此地办公的老师与我不甚相关，所以我真正踏足其中的经历，回忆起来也不太多。于是乎，此书“静园六院”一段便让我对此地的了解有血有肉了起来：我才知道，当年这里“每个院落都有一个小餐厅在二楼中部，按一下电钮，带有托盘的升降机就可以直接把地下室中厨房做好的饭菜送上来”；而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每年春季的‘宿舍开放日’（OpenHouseDay），男生、女生可以互相参观宿舍，此日男生方得进入这些院落”。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全书以一例例篇幅不长的文物、古迹介绍段落串联而成，穿插提示必要的燕园故事。它不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历史为线索，而作具体项目百科全书式的目录，按园子进行梳理，并配以手绘地图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以便于对其心有概念的读者快速查阅、理解此书提供的相关知识，进而弥补甚至强化读者与北京大学的情感联结。
所以由此看来，《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更像是一次“公共史学”亦或“文化遗产批判理论”理念影响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写作”。西方世界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等思想潮流投射进历史学、文化遗产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带来了一大思想现象是，破除所谓“专业”“正统”“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与文化遗产认知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尊重每个个体、社区对历史与文化遗产的自主判断与表达，以此将传统的历史学与文化遗产学有意无意剥夺走的文化多样性权利，交还给公众。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并不聚焦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甚至不直接梳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史，而是具体而微且等量齐观地介绍每一例文物、古迹与历史，进而至满足读者智识与情感上的需求，最终在这些“利益相关”的读者之中为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重要性“赋权”。而由此，或许即可诠释何晋教授“也许因为琐小，它们将来并不会在宏大叙事之列，但未必不关乎其大”所表达出的，此书写作方式与学术视角的与众不同与别有用心之处。
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最后，为何专门辟有“其他文物与文物保护”一节，用图文的形式介绍“因残损、碎小而散落不为人知，或因仍在日常使用而被人熟视无睹”的文物、古迹，以及如今燕园面临的文物保护压力。只是可能囿于何晋教授的史学而非文化遗产学背景，《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虽然涉及了诸多既不在“未名湖燕园建筑”保护范围内，又年代比较切近的纪念地，但并未大胆将内容全面扩展至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16-27号宿舍楼，乃至上世纪末建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理科教学楼等北京大学当代建筑，也就是说并未彻底突破“文物需有一定的年代积累”的传统文化遗产学观念，转而有力贯彻“只要利益相关者认为其承载的历史不应逝去，其即可被视作该利益相关者的文物”的文化遗产批判理论观念。事实上，如16-27号宿舍楼，正是在普遍未被人们视作文物的大背景下，正在遭受着次第被拆除的命运。如果《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能将目光一并扫至这些“文物”，此书之于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学术乃至社会意义，怕是会更加不可小觑。（奚牧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