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史》
（日）野口悠纪雄
译者：张玲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18年5月出版
文/郑渝川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崛起和腾飞终于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代。现代工业产品的最典型代表汽车，在日本的产量当时超过了美国。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也崛起为全球第一。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傅高义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中直言，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日本式管理方式。美国企业界的其他代表也纷纷承认，美国制造业已走向衰落，日本企业在各个领域均已崛起。
在当时，日美贸易摩擦也日益激化，从纺织品到钢铁再到电视机、录像机、半导体、机电产品和汽车，几乎每个日本领先的产业领域，都因造成了美国同行的窘境而成为政治问题。1985年缔结的五国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升值，这一协议并不至于造成日本经济的衰退。但日本央行为了避免日元继续升值，采取了极度的金融缓和政策，连续多次调低基准利率。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价开始出现上涨——如果日本央行审时度势，应当立即放弃金融缓和政策，增加基准利率，但出于避免影响美国经济的考虑而放弃。
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经济泡沫就此拉开序幕，其影响之久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野口悠纪雄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东京大学、耶鲁大学等院校深造，先后在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斯坦福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美日名校担任教授，还曾供职于如本政府的大藏省，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经济体制、金融市场。
野口悠纪雄在1986年就注意到，由于日本股市持续上涨，金融产品景气指数很高，所以许多企业不再关注过去的生产经营，而是将精力转向投资理财；与之同时，东京等日本都市的地价迅速升高，“拆迁”、“转卖土地”变得十分流行，还出现了许多的铅笔楼（极其狭窄的地块上建起5层高左右、像铅笔一样细长的大楼，为的是谋求高额的拆迁赔偿）。到了1988年，日本国土厅在报告中仍然坚称，土地价格上升不是投机所致，而是实际需求过旺。1990年，东京市中心的公寓价格开始超过了上班族平均年薪的20倍。日本的富人阶层开始在世界各地批量采购如梵高、毕加索等名画家的作品，不仅看好名画的升值前景，而且笃定保存名画的场所，地块本身也会继续的、永久的快速增值。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到了2000万亿日元，是美国土地资产总值的4倍。
野口悠纪雄意识到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泡沫，他并不认同包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专家将日本经济体制、企业管理方式说得完美无缺的判断，而且清醒的意识到，日本在科研水平、人才质量和储备数量、资源供应链水平等方面，与美国相比相去甚远。他最早在1987年就开始大声疾呼，希望人们关注日本经济的泡沫现象，尤其指出当时的日本股市和房市已经进入疯狂状态。这番警告被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指斥为无稽之谈。
事实证明，野口悠纪雄的警告是非常正确的。日本股市在1990年1月4日发生剧烈下滑。这之前，日本银行新任总裁三重野康意识到日本经济已经过度泡沫化，必须紧缩金融，来抑制地价上涨，所以开始推出金融紧缩政策。东京等日本城市的土地价格延迟到1991年才开始下滑，彻底打破了人们的侥幸心理。之后，多家日本知名金融企业连续曝出不良债权丑闻，甚至走向破产，给日本政府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债权清算负担。1995年，日本经济的主管部门大藏省也曝出丑闻，这一部门几年后被拆散解体。
日本经济为何会从如日中天的高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滑落到严重困难并在后来多年难以摆脱停滞状态的境地？野口悠纪雄在其回顾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历史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腾飞，建立在1940年体制，即二战期间的战时式体制，割裂日本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需要建立长期的锁国政策；当日本经济越来越深的卷入经济国际化和自由化，战时金融体制也就运转不灵，并引发了空前的泡沫经济。
1945年是二战结束的一年，这一年的8月以前，日军仍然坚持抵御盟军攻击，东京等城市遭遇了如同过去日军对中国重庆等城市所实施的严重轰炸，大批居民死亡。野口悠纪雄这一年5岁，侥幸逃过一劫。他在后来得知，同样在战争中遭遇盟军空袭的德国，曾教育民众如何避难，包括如何在防空洞开启换气装置等，而这一切在战时的日本都没有出现。这使得野口悠纪雄从此对于日本战时体制，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延续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战时金融体制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
《战后日本经济史》书中指出，战后美国对日本所进行的改造，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是高度不彻底的，美国派到日本主持改革的官员几乎都是被日本本土的专家牵着鼻子走。所以，必须指出的是，在二战战后促成日本经济腾飞崛起的体制，正是日本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体制，必然因此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书中分析指出，在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起步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战时体制的特征如层层选拔出大企业管理者、工会与公司构建为命运共同体，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而战时金融体制的延续，使得日本制造产业得以及时把握朝鲜战争爆发后增加的供应订单机遇。
日本经济之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得益于制造业、城市化水平在较短时间的快速提升。书中解释认为，当时的技术发展环境适宜于日本1940年体制的发挥，如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均有利于垂直一体化模式来运作。事实上，同时期的联邦德国在工业领域的进步，也可解释为类似的经济体制和产业模式在发挥作用。《战后日本经济史》书中还谈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日本长期实施的低利率与资金配给制、财政投融资政策等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
对于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的10多年里所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野口悠纪雄认为，这不仅在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裂的持续影响，而且IT革命的到来，使得产业从过去的垂直一体化走向了水平分工，而后者恰好是日本产业界所不熟悉的。不仅如此，美国等国家借助印度从而低成本的建立起了IT服务行业、咨询业的配套体系，但这方面的优势也很难被日本企业界复制。
21世纪后，日元贬值后，部分原先流向海外的制造业产能回归日本本土，这在一段时期内又一次的引发了日本经济学界的乐观展望。但野口悠纪雄仍然提出了警示和批评。果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以后，日本多家著名的制造业企业再度呈现巨额亏损。这本书在终章中指出，日本要走出经济困境，就必须重塑经济政策，走出过去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阴影，培育出能够支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的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