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牟森导演，改编自著名作家刘震云同名小说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这是刘震云的小说第一次被搬上舞台。在话剧圈隐退近20年的牟森，用3个小时的时间，恢弘再现了这部被誉为“充溢着生命的大悲凉和生存的真荒诞”的作品。
让怀揣心事的人在舞台上发声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中文版销量突破180万册。
话——说出的话和没说出的话，是这部万花筒式的小说中最重要的元素。数不清的人物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让他们彼此牵连的，是家族血脉、情感纠葛、师徒主仆关系和各种残酷生存百态中逐渐破碎的梦想。
这是一部关于孤独的作品，书中的绝大部分角色都生活在不愿用语言表达真实想法的后果之中，而为了寻找一位愿意倾听、劝慰或是出主意的朋友，跋山涉水到千里之外的更是大有人在。
刘震云说，我们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的那些人，就是小说中卖豆腐的老杨、赶车的老马、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意大利牧师老詹……他们一辈子在“黑暗”中说话，他们的话永远没有“面积”和“体积”——他们把话说给身边人时，身边人并没有听见，也许根本不想听。“当身边都没有说话的人的时候，要说给谁听呢？只能说给自己听。当一个人只能把话说给自己听的时候，那就叫心事。”刘震云说。
在刘震云看来，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从心事入手，将那些怀揣心事却永远无处诉说的人的声音在舞台上放大。“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不同国家的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共同的评价是，认为‘其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这肺腑之言与老百姓的日常琐事有关，对说话人而言就是天大的事情。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视野非常宏大，剧中的思想认识点、转折点，以及整个框架、结构，完全是牟森的人物结构、故事走向、情感结构，对我非常有冲击力。牟森就是想把被忽略的人的情感、心事、肺腑之言，搬到舞台上告诉大家。”
百思不得其解的五味杂陈和欲言又止
去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出版，有国外评论家评价刘震云的作品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说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语言来说最复杂的事物”。刘震云说，用最质朴的语言写出最不质朴的精神内涵，是他的方式。他知道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文学的潮流，但这种用质朴的语言说出深刻哲理的方式，是最难的。
“最初《一地鸡毛》发表后，很多评论家认为我不懂小说，因为小说讲究的是情节、起承转合，但这个作品完全不合乎小说要求。《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阅读障碍也是非常大，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100多个，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密。当这部作品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后，外国读者也要经受考验。但是一旦读进去了，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心里话语的碰撞。”刘震云说，他很庆幸作品在改编时都碰到了“最好的导演”，“电影是冯小刚导演，戏剧是牟森导演，当他们把我书中的人物搁在银幕或者舞台上的时候，就会出现好多意外之惊喜，带来新的营养。”
“前不久有个评论家，我也不认识，在评价《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时候，突然说我的写法是‘现实魔幻主义’，我觉得特别好——写的、说的都是现实中我每天见到的事，但是呈现的是一个魔幻的意境，这跟魔幻现实主义正好是反着的嘛。你用文学写到了哲学层面、魔幻层面，这才叫‘百思不得其解的五味杂陈和欲言又止’。”刘震云说。
生活中的人是最大的明星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舞台上，3个小时里，16名演员饰演60余个角色，跨越七十载时光，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寻遍中原大地，求索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这16名演员，没有明星，且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话剧演员，但他们的表演光彩照人。
“得知《一句顶一万句》要搬上话剧舞台，几个明星找过我。我也可以找很多明星来演出。有次吃饭的时候，我刚要提这件事，牟森却说不用明星。他说，排练要两三个月，而且每天都要排，那些明星能不能做到？能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明星，一个人毫无准备就能在舞台上演好角色的天才是没有的。他要用更大的明星——生活中的人，用非职业演员达到专业演员达不到的真实程度。”刘震云说，真正的号召力来自呈现在舞台上的演出本身，真正的明星是能够真切地体现导演创作思路的人。
633天的筹谋策划，411天的艺术构思，148天的制作安排，70天的排演创作……一组数字印证了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创作之艰。“中国话剧做起来比较艰难，只有有志于开拓方向、不计名利、孜孜不倦的人才能坚持，凡是能为中国话剧发展作出微薄贡献的事我都乐意做。”刘震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