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以下简称《晚清以降》）于2017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被评为该社2017年度“十大好书”。又承出版社推荐参加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评选并入围。出版社嘱我写一篇文字，乘这个机会也理一下思路。
1993年，我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根据博物馆的工作特点，选择了“西方物质文明与近代中国社会”作为研究方向。初步成果是与赵爽合著的《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一书于201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稍后，我又以“衣食住行”中的“行”为切入点，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并于2014年以《中国早期的交通近代化研究》（1840—1927）为题结集在学林出版社出版。
《晚清以降》可视为二十年来笔者研究“西方物质文明与近代中国社会”这一专题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论述晚清以降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虽然被一定程度地打破了，但残存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就像是错剪到中国文明拷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和华洋冲突，这几类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其特点之一，是在史料选取上本着“史料的来源不拘一格，搜采要博，辨别要精，大要以‘无意于伪造史料’一语为标准”（胡适语）的思路，试图“有道理”地引用一些文学资料，探微索隐，以求揭开被“大历史”掩盖住的真实的历史细节。
全书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主要阐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是如何被“传统”束缚、又是如何冲破“传统”的。第一篇《晚清学术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对晚清学术的考察，发现其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求变”的一面。如康有为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巧妙”地将传统今文学说的某些观点进行提炼和改造，变成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将之运用于实践；梁启超等在回归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普通一家的本来地位、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普通学者的本来身份方面做了大胆的探索，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另外几篇是解读在交通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显得杂而乱，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第二部分“走向世界与认识世界”的主要内容是阐述晚清以降，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国人是如何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的。由《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走向世界的航路》《明清来华西方人吃什么》《近代国人对西方饮食文化的认识》和《石头与木头——对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认识》组成。其中，《近代国人对西方饮食文化的认识》里写道：“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着紧跟枪炮而来的带着奶酪黄油味的西方饮食文化，中国人抱着一种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美食传统，当看到西方人吃着半生不熟的牛排、带着腥膻味的牛奶乳酪、喝着冰冷还要加冰的饮料、手持杀气腾腾的刀叉时，一种蔑视的心理油然而生，再加上饮食本身的固有惯性，国人在对待西式饮食的态度上，表现出的是鄙视与排斥；另一方面，当看到西方人体格比我们强壮、身体比我们健康时，又不禁把它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强权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就如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胜过我们一样，饮食方面一定也有胜过我们的地方。因此，也有人主张吸收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强壮国人的体格、振奋国人的精神，以达到与西方人并驾齐驱的目的。”
第三部分“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是全书的核心，阐述在西力的冲击下中国是如何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结论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虽然只不过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枝节或侧面，远不比维新、革命、运动那样有深度，但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小视的……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维新、革命乃至改朝换代，也许都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影响，但如果在饮食、服饰或者风俗习惯方面只要稍微有点变化，可能就是惊世骇俗的，动辄就会引起轩然大波。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从东洋回到未庄，因为穿上了洋装，剪去了辫子，结果‘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来眼里，西方政治上的那一套民主制度，中国早在远古时期的尧舜、周公时代就‘古已有之’，未必不可接受。但如果在饮食、服饰或者风俗习惯等方面学习西方，则是关系到是‘用夷变夏’还是‘用夏变夷’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万万不能做的……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明”尝试以文学作品为“史料”来发掘在西方物质文明传入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细节，由《〈新石头记〉里的现代文明》《“自由大可结婚姻”》《上海洋场竹枝词里的“西风东渐”》组成。其中认为，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的着力点是将矛头对准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以及列强在推行“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并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未来的中国不仅在科技文明方面要远胜于西方，而且以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也将执人类文明的牛耳。在作者的心目中，未来中国（“文明境界”）由五大部、二百万区组成，每区用代表儒家伦理道德的某一个字作为该区的“符识”，从一到十万编成号数，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廉、节”。全民都受良好教育，无党派、无宗教、无乞丐、无优伶、无妓女，无奸盗、无刑政官、无警察，人人文明礼让，富足健康。该境的科技非常发达，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远远超过西方……
第五部分《大变动时代的历史人物》所涉及的近代历史人物比较复杂，以地位而论，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到封疆大吏李鸿章、技术官僚陈璧，再到掌握一技（西技）之长的普通人……但他们都同样面对外力压迫和西力冲击，同样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其中，《慈禧太后的“本能”》一文写道：“通过这场巨变（庚子事变），慈禧的地位在自己‘惹祸’之后，非但没有受到动摇，反而比庚子前更加稳固了，这不能不引起她对洋人的感激和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忏悔。慈禧的‘本能’告诉她，洋人并非有意跟她过不去，过去之所以支持光绪而不是她，是因为年轻的光绪更愿意接受‘西方文明’。只要她也能接受‘西方文明’，也是能得到洋人的谅解和支持的。从此，慈禧对洋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恨转畏、由畏转敬，对洋人开始变得好感，变得特别愿意听洋人的话，连原来口口声声声称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现在也都能变了：‘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不仅主动学习西方，而且要学的还不是‘西艺之皮毛’，而是‘西政之本源’，甚至不惜‘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本书的写作，要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书中引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该馆的藏书中“摘”来的。小憩之时，不知多少次看馆里的玉兰花开花落，游船从旁边的御河驶过。感谢商务印书馆的不弃，肯为我出这样一本也许会“赔本”的书。感谢责任编辑贡方舟。我与方舟素未谋面，但在编书过程中，少不了修修补补的事,她的认真的态度和爽朗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想天妒英才，事业刚刚起步、正可大展身手的她，竟被不治之症永远定格在了32岁……倘方舟在天有灵，得知她编辑生涯中的这本书不但及时面世，而且荣获“文津奖”推荐，一定非常欣慰吧？（苏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