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美]范发迪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卖花小贩——在广州街头出售的动植物让英国博物学家有不少新发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物博物馆提供）。
唐山
19世纪英国人大肆
窃取中国植物资源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需开放5个通商口岸。
长期以来，我们将此解读为“掠夺中国经济利益之举”，却忽视了英国的其它所图——通过口岸，传教士、植物猎人、博物学家们纷纷涌入中国内地，大肆窃取植物资源。
1849年，英国人福琼窃走中国种茶技术。茶树本是中国独有植物，茶叶出口收入曾占清政府出口总收入的50%。在福琼帮助下，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一跃成为茶叶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损失惨重。
再如杜鹃花，亦是欧洲所无，所有品种均盗自中国。在今天，欧洲有“无杜鹃不成园”之说，只要是上点档次的园林，皆有杜鹃花。如今欧洲拥有上万种杜鹃花，其中许多品种在中国已绝迹。
其实，英国人早就觊觎中国的植物资源。1840年以前，清廷坚持一口通商（即广州），严禁外人进入内地，英国人只好请中国人绘图、采标本、买种子等，间接了解中国的植物资源，连达尔文也曾写信，请在华英国人帮助收集中国动植物标本，以为他的名著《物种起源》提供材料。
英国人为何如此
热衷于偷花盗草？
因为在前科学时代，博物学是最重要的学问。所谓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其主要工作是观察自然、收集标本并加以分类。达尔文、法布尔、林奈、赫胥黎等都是博物学家，而非科学家。
通过博物，人与自然充分沟通，不仅获取知识，而且愉悦心灵。在19世纪，博物学是西方绅士阶层乃至中产阶级最体面的活法。
不仅如此，英国还形成了一套支持博物学的社会体系。当时英国有许多茶馆，博物学讲座最受欢迎，博物学家可收费表演莳花种草技巧，此外他们还能靠出书、卖种子等方式赚钱。博物学家得到社会尊重，甚至会被皇室封为爵士。
1840年后，英国在中国20多个城市设有领事馆，雇用人员最多达200多人，一半以上是博物学家。清海关由英国人把持，最多时雇了370多名英国人，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博物学家。海关的一些高官，如包腊等，也是博物学家。
其实，中国也有丰厚的博物学传统。《诗经》中记载了大量博物知识，所以孔子说它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陆羽的《茶经》、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都是伟大的博物学著作。
遗憾的是，中国博物学传统始终未能沉淀为一种大众文化。到清末时，许多中国人也不知红茶与绿茶来自同一种植物。富贵人家的园林中，种满了被人工掰弯的树，他们认为这很美，却对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不感兴趣。直到李时珍去世时，《本草纲目》仍未出版，而《天工开物》更是一度失传，后来在日本才发现其仿刻本。
在中国，博物学家未得到应有重视，搞博物学成了败家、玩物丧志，面对丰厚的自然资源，我们自己却无动于衷。英国博物学家们曾深感头痛，请当时的中国画师绘植物图谱，他们常按自己的美学爱好随意增添，结果谁也辨识不出画的是什么。请当时常去乡间采药的中国医生讲植物，他们滔滔不绝，可对同一植物，在不同时间他们会给它起不同的名字……
清帝国还输在
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上
事实是，1840年清帝国不完全输在对手的船坚炮利上，还输在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上。而英帝国能取胜，因为它不只是武力帝国，还是知识帝国——在那里，知识被充分整合起来，形成了人人爱知识、求知识的局面，知识聚累已成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科技崛起，如今博物学已衰落，但英国的博物文化依然保存。一有闲暇，白领们便回到大自然中，在观察、发现、采集中获取乐趣，这也成为英国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堂课我们却一直没补上。我们的科学教育以背诵、练习、考试为主，实验只是一种点缀，依然按古人学习经典的方式展开。由于课堂内容与生活感受脱节，一些本科毕业生依然科学素养不足。
本书展示出一段经常被忽略的历史，令人深思：在全球化竞争的当下，该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知识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