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1925-1995）法国作家、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之一。1925年生于巴黎，194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致力于哲学研究。有《尼采与哲学》《差异与重复》《电影Ⅰ：动作-影像》《电影Ⅱ：时间-影像》《什么是哲学》等著作。
《〈荒岛〉及其他文本》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译者：董树宝 胡新宇 曹伟嘉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 延伸阅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
作者：（法）费利克斯·加塔利
吉尔·德勒兹
译者：姜宇辉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年12月
德勒兹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27岁。那一年，是德勒兹开始中学教书匠生涯的第二年。那一年，一个最终只存活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杂志《新女性（Nouveau Femina）》要出一期关于“荒岛（Les les désertes）”的特刊。这个杂志的前身是1922年创刊的《女性（Femina）》，1954年以“新女性”之名复刊，好像是先后两次世界大战炸剩的荒岛：总是踩着战争的尾巴浮出废墟，在解放时期漫漫长夜的混乱和希望中盛开和枯萎。这样一个“荒岛”的主题，一定像迸裂的飞石，击中了氤氲在外省中学课堂里的沉闷之思，触发了这个无闻思索者的某种深邃的写作欲望——年轻的德勒兹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荒岛存在的因由》。但这篇处女作像女儿红一样窖藏了50年，2002年才以德勒兹身后出版物的面目第一次在法国出版，即《〈荒岛〉及其他文本》之首篇。而我们中国读者则是又等了一个花季，才在今天伺得窥其芳容的良机。
“什么是荒岛”与“什么是导师”
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关于“荒岛”的手稿，与德勒兹早期的哲学史家式写作迥然不同：它不依托和针对任何特定的哲学家，它只面对作者本人的洞察和敏感。但这种洞察和敏感显然又不是完全内在的。虽然德勒兹对自己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战后时期只字不提，但《荒岛》一文中弥漫着海洋和陆地的深层对立、“引向岛屿的运动”，则表露出战后流离失所的人之想象在精神废墟中漂泊的迷思。这种迷思的隐痛，在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的触发下，宣泄为“没有‘导师’的世代是悲哀的”。
因此，“什么是荒岛？”与“什么是导师？”两个问题可以联系起来理解。导师不是“大众教师（professeurs publics）”，正如“为了让一座岛屿不再是荒芜的，确实光有人居住在岛上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同构性，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欲望运动。要理解这个欲望运动，要先明白鲁滨孙和苏珊娜如何在双重意义上导致荒岛神话的破产。
德勒兹借用了地理学中对荒岛的一个分类：一个是由珊瑚、火山等有机体生成的自发性、始源性岛屿，一个是脱离大陆的偶发性、漂移性岛屿。前者“重新创造”，后者制造“分离”。鲁滨孙以沉船上所剩之物为资本，“重新创造”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好像劳作创造了价值。苏珊娜与大陆生活相“分离”，在荒岛上找到了大陆生活的复制品。鲁滨孙不需要夏娃，苏珊娜不需要亚当，荒岛神话因此破产了。“荒岛是起源，不过是第二起源。”荒岛给予我们“重复”的法则，一个总是可以劫后余生、重建家园的空间。神话只给出一个时刻，灾难就意味着末日。
那么导师呢？荒岛是导师的梦想，导师是荒岛的纯粹意识。“一座岛屿是荒无人烟的，我们认为这一点在哲学上应该是正常的。”导师不能充当亚当和夏娃，去生产人类；导师为漂泊者提供荒岛，提供运动和关系的节点。一座岛屿之所以不是荒芜的，不在于有人居住，而在于有人流动，有人带来鲁滨孙的资本，又带走星期五的劳动；有人带来苏珊娜的大陆记忆，又带走荒岛上的复制品。居住则是个死概念，人一旦固着在荒岛里，就也成为荒岛之荒芜的一部分。
“在重新开始的理想中，有某种东西先于开始本身，这种东西重启了开始本身，从而在时间中深化它、延迟它。”这个“无法追忆之物或这种更深邃之物”就是“欲望”，荒岛是欲望的质料，导师是欲望的形式。然而，欲望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说明。
德勒兹的世纪：不仅仅是颠覆
国内读者可能比较熟悉德勒兹（与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千高原》如同无数散布的平台搭建的碎片整体，这是德勒兹的写作风格，也是他的哲学主张。《〈荒岛〉及其他文本》汇聚了德勒兹1953年至1974年间几乎所有的零散发表，虽然也像一个碎片的整体，但显然不是德勒兹有意识的风格，而是历史的刻画。编者有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章，是“为了避免把任意一种偏见强加给文本的意义或定位”。但从德勒兹的哲学主张来看，时间也是一种意义或定位的强加。法国哲学家之所以充满莫测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总是敢于（欲求）漂泊，在漂泊中使用“导师”的力量、借助“荒岛”的推力。然后，漂着漂着，他们就自己成了新的导师，自己成了新的荒岛。
德勒兹的这本身后编选的文集，无疑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1953年至1974年间，德勒兹是如何从一个个荒岛出发而成为导师的？我们当然可以从德勒兹早期著作中窥见端倪：1953年至1972年二十年间（其中有8年的出版空白期），德勒兹出版了10本著作，分别关于哲学家休谟、尼采、康德、柏格森、斯宾诺莎，作家普鲁斯特和萨赫·马索赫。1969年，德勒兹在巴黎大学（索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也正是从1968年开始，德勒兹从他所依附的哲学史荒岛“分离”出来，开始“重-新创造”自己的哲学：《差异与重复》（1968）、《意义的逻辑》（1969）和《反俄狄浦斯》（1972）……1969年，福柯在评论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的一篇名为《哲学剧场》的文章中，说出了那句脍炙人口但未必让人了然于心的话：“但也许有一天，将是德勒兹的世纪”。
那么，为什么会有“德勒兹的世纪”？因为曾经有“柏拉图的世纪”“笛卡尔的世纪”“启蒙的世纪”……但德勒兹与哲学史的关系不仅仅是颠覆：“斯宾诺莎或尼采的批判和破坏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不过，这种理论永远迸发于一种肯定、一种快乐，永远迸发于一种对肯定和快乐的狂热，迸发于一种对生命的渴求，而反对他所遭受的摧残与折磨。”德勒兹赞赏和热爱他所写的哲学家和作家，对这种“肯定和快乐”的背叛者如黑格尔，却毫不宽容：“让生命去‘负载’，用各种重负压倒生命，将生命与国家和宗教相调和，将死亡刻写在生命之中，残酷地使生命臣服于否定，让生命承负着内疚和不良意识”。
因此，“德勒兹的世纪”就像侦探小说丛书《黑色系列（La Série Noire）》（1966年已出1000本）所进行的革命：没有探索与发现真相的天才侦探，“问题在于对差错的令人震惊的补偿。”警察与罪犯，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善与恶，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我们在传统哲学框架里所能想到的所有二元对立，都处于一种深度的渗透、共谋、补偿和平衡关系之中。德勒兹通过伊波利特的《逻辑与实存》告诉我们：没有本质的本体论，只有意义的本体论。
世界不是真与假、现实与想象、绝对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对立，而是“戏仿（parodie）”。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不是前两个批判的补充，而是它们的奠基：诸官能的协调是理性与实践的基础，“所有被规定的协调都归诸这一未受规定的自由协调，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无利害的快感、无概念的图式，就是想象力的法则，想象力向知性和理性发出信号，使“每一官能都变得可以为其自身而自由的游戏”。柏格森也不问“为什么存在某种事物，而不是什么也不存在”，而是问“为什么是这种绵延（durée）的张力？”，为什么是这种速度、比例和频率？“存在就是差异，不是不变的或无差异的，也不是只作为错误运动的矛盾”。绵延就是生命冲动的现实化和分化，生命冲动转化为行为，就成为差异。这种与差异同一的存在设定，使“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在绝对之中被超越了”。存在与差异之间的这种绝对同一性，就是意义。凭着这个差异/存在的意义世界，哲学拥有了一种诗意生命特有的抗议力量：卢梭用疾病保存自己的美德欲望，用消除记忆来清退激情——因为“我们永远是在已逝的过往中爱一个人”，激情是记忆特有的疾病；雷蒙·鲁塞尔用词的重复开启意义的差异，在解放性的重复中使独一无二的事物内化于自身，从而使语言超越了（停留于）自身的空洞，让世界从这空洞中呈现出来；埃克塞罗斯用行星思想建立形而上学之后的“荒诞玄学”，用漂移代替对立，用游戏取代相对和绝对的形而上学关系：“带着欢乐和悲伤，没有欢乐和悲伤”。
这就是德勒兹的世纪：“肯定和快乐”的哲学。
□汤明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