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10卷本的《中国阅读通史》正式出版时，作为主编的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激动不已。
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阅读史学术专著的空白，也实现了《中国藏书通史》《中国出版通史》《中国阅读通史》3部出版史的“会师”。“这是我们这辈学者的责任，也是我们坚持这项工作的动力所在。”王余光感慨道。
从1990年开始关注阅读史资料，到2004年提出编撰计划，再到2018年年初正式出版，时间跨度之长，足见编撰这部大部头作品耗费的精力之巨。而对于出版方——安徽教育出版社来说，虽然这套书经历了几任社长，但是每一任社领导都没有放弃这个项目，都在积极推进。
编者、出版者的通力配合，再加上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才成就了这套著作的问世。
主编与出版方的共同心愿
据王余光介绍，之所以产生编撰《中国阅读通史》的想法，原因有多方面。
在王余光看来，我国的阅读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阅读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不过是最近10来年的事情。他认为，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精力必然会转向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古代的中国人尊重文本、热爱阅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阅读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阅读经验和阅读理论。“这些宝贵的财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倡导阅读、重建书香家风的基础。”王余光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同时也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年代，所以特别能够理解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阅读的魅力需要有人去总结、去传承，这也是他一直关注阅读研究、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原因所在。
但是，虽然我国拥有优良阅读传统，却没有一部梳理本国阅读史的学术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反观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西方阅读史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相关的论著也层出不穷。
从1990年起，王余光一直在搜集阅读史相关资料。2003年，他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阅读史研究。“2003年9月，时任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曹露明与编辑刘洪权约王余光在北京大学见面，王余光提出编撰多卷本《中国阅读通史》的构想，得到曹露明的大力支持。”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姚莉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说。
2004年，王余光正式提出《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计划，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同年11月，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主编及各卷作者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编撰会议，就分卷大纲以及编撰过程中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进程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在内容架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在随后的10余年中，分工负责各卷的撰写工作。
14年的坚持不懈
让编者和出版者都没有想到的是，该套书原定计划3—5年出版，最终面世却历经了14个年头。
因为，在编撰过程中，作者们发现了很多困难。据王余光介绍，首先，中国阅读史资料十分丰富，而且大部分是分散在各种史籍、个人著作中的单篇文章，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完成基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其次，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阅读，涉及面十分广泛，如何把握诸因素之间的关联，追寻每个时代阅读变迁的内因，需要作者们从千丝万缕的史实中钩沉索隐，这对作者是非常大的挑战。再次，撰写《中国阅读通史》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阅读史的边界，然而，由于我国的阅读史研究刚刚起步，可资借鉴的成果还不多，许多问题迄今仍无定论，这就需要作者收集原始资料，同时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完善中国阅读史的研究体系。在初稿完成后，作者团队和出版社一起又经历了反复的修改、补充，以至于出版时间一再延后。
王余光很感谢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安徽教育出版社给予了作者最大的支持和理解，“我想正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打造精品的意愿，才让我们在这漫长的出版周期里始终保持愉快的合作关系”。
姚莉也告诉记者，编辑多次去北京和主编进行沟通，调整思路；召开全体编撰人员与编辑的对接审稿会，当面解决问题；同时，还积极进行了国家出版基金申报工作，让这一选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是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高度重视文化传承、打造精品的优良传统。这套书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更能使人们抚今追昔，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解决当前全民阅读社会建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因此，尽管时间漫长、困难重重，我们也一直坚持了下来。”姚莉如是说。
96分背后的精益求精
打造成出版界的“高峰”，姚莉说，这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对《中国阅读通史》这一大型出版工程所寄予的期望。
据姚莉介绍，在内容质量上，出版社邀业界专家对稿件进行多次深入严格的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在编校质量上，举全社之力，从各部门选调了资深编辑近20位，组成了一支专业知识扎实、编校经验丰富的编辑团队，为项目的圆满完成提供了人力保障。此外，在整体装帧设计、印装质量上，更是高标准、高要求。
该套书责编之一江舟向记者举例说明，每一卷的稿子都超过了常规的校次，有的卷甚至达到了10个校次。为解决全套书的写作体例统一问题及不规范问题，项目组认真学习了各种编校规范用书，大家在一起研究，并翻阅了全套10种图书的一校样，经反复论证推敲，写出关于书稿体例与版式调整的编辑手册，以便大家统一编校规则。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套书的封面，是十几稿之后的定稿，为了体现阅读的主题，为了套系的和谐统一，社长郑可召集相关人员，多次在一起商议、讨论。因为工艺复杂，出版社反复打样，多次去印刷厂，一遍遍试效果。
由于这套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所有的账目都需要公开透明、台账明晰，因此除了稿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需要统筹协调。也正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套书在国家出版基金中期检查中获得96分，被评为优秀。
这套书充分锻炼了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姚莉说，在核查内容史实的同时，也拓宽了编辑们的知识面。另外，编辑们对阅读史和出版史发展有了一定了解，为今后开发新的选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项目负责团队也锻炼了统筹协调的能力，积累了项目计划和进度安排在细致度、合理度以及科学度等方面的经验。
让王余光甚感欣慰的是，在长达10余年的撰写过程中，一批年轻学者通过这套书的写作和出版成长起来，中国阅读史研究后继有人。
万事开头难，正如王余光所说：“如果这套书能对我国阅读史研究稍有促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