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乡》：为什么从大都徒步到上都？您在书的前言中说是源自十五年前就萌发的念头，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中古史、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学者，您反复提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是否可以用这个问句作为一个线索，来理解全书的宗旨？
罗新：我想大多数书斋型学科的研究者都会和我一样，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突然意识到自己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隔离带。这个隔离带未必会阻碍自己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但从生命本身的意义上来说，或者当我们回首青春理想的时候，这不仅会削弱成就感，甚至会带来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可以说，学术工作也有自己的中年危机。
《书乡》：现在回头总结自己的行走，您觉得目的达到了吗？您的感受是否如您引用的古人描写去上都路上的诗句：“历历纪瑰伟，一见胜百闻”？
罗新：也许是因为我习惯于把目标设定得偏高，我不敢说这次行走达到了目的，但可以说离目标更近了。有些目标需要用一生去接近，最重要的显然是必须方向正确。
《书乡》：您这部作品旁征博引，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写今天是什么样子、过去发生过什么。当您走到历史风云变幻的地方，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研究的那个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和现在这块土地究竟有什么关联？”
罗新：学历史的都知道现实与过去之间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关系，困难不仅在于看清过去怎样，还在于我们其实对于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并没有把握。这要求研究者必须谨慎谦逊、承认种种局限。
我尽力记录沿途见闻，尽力描述过去发生过什么，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知道得多，而是想把特定空间在时间轴上的移动有所展示，从而寻觅岁月本身的意义。当然，我知道自己做得很不够。
《书乡》：您书中会出现一些闲笔，比如您写到一个学生失踪了，他的八十岁的老父亲一直和您有联系，想知道儿子是否有消息。您在行走路上接到这位老先生的电话，想起他的人生。您写了几句感受：“想离开熟悉的环境，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在异乡的蓝天下，心思总是飘摇于熟悉的人和事情。”请问您为什么要放入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字？
罗新：我们日常的精神活动是异常丰富的，丰富得不可能用文字进行完整的记录。我试图记录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展示这些看似跳脱了叙事线索的心理活动，说明行走主要不是体力活动，而是精神活动。
《书乡》：您在书中还引用了很多行走文学，感觉这本书就像是一个超级链接，可以向很多方向延展。您喜欢阅读这类非虚构作品，是出于个人喜爱还是出于为这次行走作准备？
罗新：我很早就喜欢读旅行文字，特别是英文的travel writing(旅行写作)，其中英国旅行作家的作品对我影响最大。我不仅对他们的旅行本身感兴趣，也很想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在写作本书时，我干脆直接摘译我所喜欢的那些文字，有些是为了让这些文字说出我想说却说不好的话，有些是想借助他们那些真正壮烈的旅行弥补我这场小打小闹的局限。
《书乡》：您这次行走不只是一次专业考察，也是一次精神历险。例如您引用了澳大利亚女作家罗宾·戴维森《足迹》中的一段话，说行走是一次大脑的清理和净化，“现在我能更加明晰的观察如今我与他人，以及与我自己的关系”。引用之后，您没有任何阐释，戛然而止。很想听您总结一下行走呈现给您的新世界。
罗新：行走时你对世界的理解会有变化：时间、空间、人际关系、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我读到那些旅行作家们的话，深有同感。行走是很个人的事情，即使很多人一起走，你也几乎总是在走你自己的，你的内心也总在思考你自己的事情。但有趣的是，无论你在想什么，你想的总是与往昔岁月中那些人、那些事相关。归根结底，你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访往事时，才意识到它们的意义的。这个过程中，世界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世界具有了不同的色彩。
《书乡》：有时候，历史学家就好像侦探，要拨开层层迷雾探索历史真相。
您每到一处，常常引发一个学术问题，例如一个地名怎么来的，一个考古发现的墓地的主人是谁？您会引用很多学术研究、历史资料、考古发现，很多时候并没有定论。您说，我们相信历史是唯一的，然而试图重建历史的真相，却无法实现唯一性。请问您认为接受这种观念——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对普通读者有什么启发意义？
罗新：大家都说历史学是要“探求未知，提供新知”，其实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对“已知”进行怀疑和批判才能获得新知的。人人都相信历史学的最高目标是“求真”，可是怎样才是“真”本身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
从技术层面上说，历史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确立经得起反复检验的证据链和思想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保持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性态度。承认多种可能，意味着承认历史的多种可能，所以说，要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开放性。
作者简介
罗新，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与《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曾在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