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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 复兴国学传统,不忘开放与汲取

2017年07月30日 07:45:57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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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夏,陈来与导师张岱年(右)摄于北大。

  1986年夏,陈来博士毕业后,成为冯友兰(左)的助手。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作者:陈来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1日

  陈来近十多年来代表性论文的汇集,其中先秦的部分以荀子为主,近世的部分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主,都是相关学术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

  《孔夫子与现代世界》

作者:陈来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1日

  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重新登场开始,以面对世界文化而提出新的哲学观念“多元普遍性”为结束,对儒家思想和儒学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陈来虽然身处学院之中,但他并不仅仅埋头于书斋只做小众的研究。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回应当下的文化问题,同时,也为大众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以此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对于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他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现在人们树立起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值得推崇和赞扬,但另一方面,民间儒学“过热化”的倾向也造成了诸多问题:有的人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进行狭隘的解读;有的人则想从中牟取利益,故意歪曲传统思想。人们的不同需求,让这一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不过,陈来认为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不论是国家还是学者,都应因势利导。

  历史维度

  中国近代的衰落不能让儒家传统买单

  新京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两部书不同于你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春秋战国乃至之前儒家起源的问题,你为何会做这方面的研究?

  陈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做完有关朱熹的研究,觉得可以暂时换换口味。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即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同时弄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很难用哲学方法,我只能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孔子思想肯定来自西周,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变革和连续的,要把西周了解清楚,一定要从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讲起,所以宗教学、人类学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后来我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文化很多都来源于原始宗教时代,从巫觋文化衍生了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类型的演化路径。这一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也是研究上古时期中国文化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基础。

  新京报:很多人一谈到儒家,心中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既然儒家思想那么有用,中国为何会在近代以来持续衰落?这不恰好说明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该由儒家负责,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是不对的。中国近代的衰落,部分应归结为清代的治理体系。而且衰落是相对的,其实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乾时期还是很强大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新的科学革命,后来发展出大工业生产,这的确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而来,它的崛起过程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看到中国,要综合地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待。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形式继续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新的世界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跨越这些挑战,建立新的文化理念。

  新京报:你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对话的儒家学者,你觉得大陆的儒家传统和港台及日本、美国的思想研究方式有什么不同?

  陈来:其实,我们可能将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看得过高。现在大家都很推崇钱穆先生,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他的《朱子新学案》就发现,钱穆的书里也有问题,一个是他的分析不够,一个是考证也出现了错误。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也都是用清朝的考证方法,但这一套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被抛弃掉了,我们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理论的影响,搞唯心、唯物哲学和阶级斗争去了,断掉了自己的传统。

  港台学者研究儒家哲学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够客观,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再去研究宋明哲学史,虽然水平很高,但他们带着自己的哲学去理解儒家,可能会有偏差。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并没有,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并不就特别高明。

  其实,我的老师一辈,冯友兰、张岱年的研究方法就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方法,可惜这些后来都被极左路线掩盖掉了。我们自我封闭了30年,对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接受西方哲学和新理论来充实自己,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思想界其实已经在弥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差不多补回来了。现在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哲学分析和比较视野,在大部分领域都已超过海外,所以不需要把海外研究看得太高。

  现实维度

  创新思维不够,要多鼓励自由思想

  新京报:你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怎么看待“国学”这个词的流行?它与我们之前讲的哲学又有什么关系?

  陈来: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邓实、吴宓就讲国学,国学的本意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叫国学,只有学术性的部分才叫国学,是针对西方的西学所提出来的。今天,由于语言约定俗成的关系,人们将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也不能说错。

  关于与哲学关系的问题。国学就文献载体而言,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其主体。民国时期,章太炎为了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接,将子部视作哲学,史部视作历史学,集部视作文学。现在来看,子部要比哲学大很多,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新京报:冯友兰曾提出对国学“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差异,你觉得今人该如何继承古人的哲学?

  陈来:“照着讲”就是说,古人是什么思想,就讲什么思想,规定作业的方式和性质,不能胡乱解释。“接着讲”是指,从思想方式上弄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然后把这些资料当作基础,进行符合时代的阐发和发展。这几十年,我们比较鼓励“照着讲”,不太鼓励“接着讲”。

  现在的学术思想界,哲学史做得很好,大家有目共睹。但如何才能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今天的思想呢?我觉得从国家到社会,对这一点的鼓励都不足,对思想创新的认识同样不足。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要有传承,还必须要有发展,多鼓励独立思考。

  新京报: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学热”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吹捧,读经运动、汉服运动、跪拜孔子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传统文化复兴应该是全方位的,读经运动、汉服运动只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不应该一概抹杀。有些人,特别是女生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在古典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都是挺好的。读经运动也是如此,现在的人不了解传统经典,让小孩子补上经典课程,能够对儿童性格和道德观的养成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属于国学传播和普及教育。

  当然,现在的普及工作也饱受诟病,泥沙俱下。有的人能有理念、有规划,一步步进行文化复兴工作;但有的人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急急忙忙进行这些工作,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些国学普及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没有出过国,他们的关注范围往往局限于传统文化,无法通过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性的认识。

  我想,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吧,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一部分人对西方了解不够,只能期待他们慢慢多了解,不能要求过高。

  记者 宋晨希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