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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可以承受的轻浮

2017年07月30日 07:45:57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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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的画作《秋千》。《轻浮的历史》插图。

  《轻浮的历史》

  作者:(法)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

  译者:赵一凡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年4月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Sabine Melchior-Bonnet),法国史专家,曾出版了《镜像的历史》《通奸的历史》《婚姻的历史》等多部书籍。

  “我以轻浮为生,它为寿者带来解脱。”法国女作家科莱特如是说。隔着遥远的历史,科莱特是否“轻浮”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她在红磨坊舞台与子爵夫人米茜情意缠绵地热吻,尺度出位,惊动了警察;年届三十五,她还在以“流浪女伶”的身份巡演于布鲁塞尔、里昂和法国南方;她一生结婚三次,不仅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尤其喜欢年轻人,哪怕年龄落差三十岁,前夫的儿子16岁时,她亲自进行情感教育和性启蒙。面对他人的责难,她傲慢地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鉴于科莱特后来当选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获得法国二级荣誉勋位,逝世后还有国葬待遇,也许可以推断出法国人对待“轻浮”的态度非常独特。

  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是17世纪法国史专家,对于路易十四时代最有心得。身为女性,她的研究又常从感官和性别出发,别开生面。《轻浮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一睹“轻浮”的各种形态,以及“轻浮”为何被称作“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遗传特征”。

  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

  轻浮还须宽容以对

  “Frivolite”一词,中文译为“轻浮”,它的词义因时赋形、随世敷彩,具有流变性。时而指“微不足道的物件”、“无关紧要之事”,时而指“任性轻率、不解忧患之人”,时而又指“及时享乐、浪荡闲游的心态”。同时,这个词几乎总是具有双重属性,既与“瞬间的狂喜”勾连密切,又与空虚、遗忘、无常、善变难舍难离。萨比娜指出,在轻浮的问题上,教会、道德家、哲学家絮叨了几个世纪,前两者谴责轻浮,而哲学家却要为轻浮正名,伏尔泰说:“为使我们在数不尽的苦难中有所慰藉,上帝令我们轻浮!”在道德与哲学的战场上,作为史学家的萨比娜显然偏向后者,《轻浮的历史》全书实则强调:“这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还须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以对。”

  历史上,女人是轻浮的化身,夏娃的原罪一直不被原谅,对镜自怜的女性形象曾被当作轻浮的象征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玫瑰传奇》还是《教女金书》,中世纪对女性的贬抑是僧侣和作家们操练娴熟的题目,尽管有少数宫廷诗人捍卫“弱女子”和“美丽的贵妇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彼得拉克十四行诗的影响下,女性的美貌才具有正当性。17、18世纪,法国出现了一批女作家,她们捍卫着审慎的女性主义。1769年出版的五卷本《法兰西文学史》收录了约110名女性作者的名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世俗的陈词滥调并未扭转:“最糟不过女学究”,“自负的才女最是祸患”。在法国大革命中,玛丽安娜——那裸露前胸的法兰西共和国象征随处可见,海报上声称“共和的法兰西向全体法国人敞开胸怀”,然而激进的女公民们在现实政治中却不受欢迎,意气风发的罗兰女士就遭到马拉指控——想在香闺中遥控执政!当时颁布的许多重要法令都无视女性,1804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更是确立了女性低等的原则。简言之,在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轻浮必须是女性的标签,只因不如此不能把男性加诸女性的支配关系正当化。

  世俗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

  没了热情与欲望,灵魂将陷于板滞

  在《轻浮的历史》中,作者所做的工作,一是将“女性专属”的轻浮标签撕去,二是在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中,寻觅始终存在的另类观点。《圣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我们插手一切,抓到的只有风,既然如此,“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行乐”。古希腊哲学中的伊比鸠鲁学派,主张在节制欲望的前提下自由享受一切。在16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那里,两种另类观点合流,他为轻浮找到了正当性:既然一切都倏忽即逝,仅有相对的意义,智者就该从形而上的玄想中抽身而去。在人生苦难的迷宫中,没了热情、激荡与欲望,灵魂将陷于板滞。如风似飙,轻浮是使人稍稍透气的拔风井,是重振生命的清流。虽然宗教一直用最后的审判来震慑世人,但是及时行乐的观念从来不乏拥趸。特别是随着17、18世纪医学的进步、科学思维的觉醒、经济的日渐繁荣,宗教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实质控制,世俗主义大行其道,在某种意义上,轻浮就是世俗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

  萨比娜做的第三个工作,是回顾轻浮的文化史。就像自由一样,轻浮原本是上层阶级的权利,逐渐向较低的阶层普及,而轻浮的母亲是闲逸。凡勃伦在他有名的《有闲阶级论》中做过精深的研究。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廷中,穿着轻浮的红色高跟鞋的贵族们深谙“虚掷生命之道”,行围射猎、骑术竞技、御河泛舟、芭蕾表演、宫廷舞会,一场接一场的消遣、盛宴或纵欢。

  在启蒙时代,轻浮成为一种生活艺术,这种艺术与“天生活泼、浅薄、善良”的法国人的脾性极为相合。在沙龙聚会、调笑揶揄、智力游戏、爱情游戏中,人人都摆出一副游戏人生的轻浮做派,虽然《百科全书》的副主编达兰贝尔指责说,轻浮“腐蚀了大部分法国贵族”,但是这种轻浮之风愈刮愈烈,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登峰造极,一个王朝就此倾覆。可叹的是,虽然法国大革命寄希望于古罗马式的理性、节制、健朗的民风,但随着督政府时期的到来,没有人再谈革命与反革命,巴黎每天都有新舞场开张,多达644家,跳舞的有新政权的王侯显贵,有干完活的女工,有奇装异服的时髦浪荡子,也有普通的贩夫商贾。舞会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看戏,轻喜剧、夸张或放荡的戏码最是热门。巴黎的每场演出都一座难求,上流贵妇与平头百姓共处一堂。换言之,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本该是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却不幸体现为轻浮上的万众一心。

  步入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主宰历史舞台,特别是19世纪中期的巴黎城市大改造,时尚之都更加热闹,戏院、林荫路、世界博览会、巴黎狂欢节、郊游、康康舞、新型百货大楼,到处人山人海,到处莺歌燕舞。消费主义为享乐主义助力,在消费并浪费的个人主义民主社会,连工人阶级也加入娱乐的大军——因工作安排与工种分类变得日益区块化的时代,休闲是一个宝贵的忘忧时刻。

  另一种形式的勇敢

  不论处境顺逆,拒绝乏味无聊的清醒

  当大众都在追逐欢愉,如何才能争得轻浮的桂冠?齐奥朗在《解体概要》中说:“没人天生就能做到轻浮,这是一门特长、一种修炼。”在一种以“时尚与否”实施社会区隔的时代,新式优雅至关重要,chic(潮),当时的词形还是chique,具有无朋的影响力。荡弟(dandy)昔日也译为“花花公子”或“纨绔子弟”,可惜与任何标签一样,荡弟族内也有复杂性,的确有只重外表、金玉其外的公子哥们;也不乏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美学旨趣熔为一炉的先锋艺术家;甚至还有同性恋、双性恋、崇尚雌雄同体的亚文化群体,真是难以概括。荡弟们的祖先可以追溯至英国的乔治·布鲁梅尔,出身不够上等,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纵横上流社会,他每天花五小时拾掇自己,衬衫折领的高度于他而言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据说他的伟大在于“一事无成并因此名垂不朽”。此后,荡弟们践行一种穿著和生活的艺术,追求一种态度和趣味的独立,孤芳自赏,标新立异。拜伦、波德莱尔、王尔德、比亚兹莱、普鲁斯特、惠斯勒、罗贝尔·孟德斯鸠伯爵、让-科克托,都可并入这耽美的荡弟队伍。 作者萨比娜指出:

  “这样一种姿态竟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不论处境的顺逆,荡弟坚持自己的方向,优雅、随意、浪费、轻浮,他们乐享一切,玩笑一切,拒绝乏味无聊的清醒,在谁无一死的悲剧与肤浅存在的喜剧间跳舞。这种回避某些恐怖念头的力量,不啻另一种形式的勇敢。”

  二战后,消费与玩乐成为时代风气,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1970年的《消费社会》中将之比作“欣快异化”。器物的泛滥、经济的虚浮、幽默和反讽为王、展示和表演当道,当各路学者提醒大众警惕“娱乐致死”,大众却宁肯“娱乐至死”,21世纪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我们步入了一个小、微、轻、碎的时代。在《轻浮的历史》结尾,萨比娜安慰我们说,

  “轻浮是麻醉药,是令人欣快的消遣;它是对墨守成规、对全能思想、对钳制或不妥协的一种复仇;它带来的小小愉悦抗击着日常生活的疲于奔命,化冲突于无形。轻浮可以凭借其灵活轻巧与吸引力润滑社会关系;与多变的生活相适应,它与刻板和成瘾作斗争,主张榜样的多样化和活泼的他律,而不是自我封闭,陷入僵化的自恋。轻浮是一种放松的生活,一种小调的幸福生活,一种浅浅的幸福。”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史学博士,书评人)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