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有山（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专家）
我的中学老师穆达先生的长篇小说《白河逝水》，近日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以“我”的经历撕开一个时代的一角——二十世纪一个小镇动荡的历史，一段不堪回首的民族记忆。作者融合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方式，在两个不同时空场景中交错展开叙述，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简约生动；其时人时事，恍在眼前，读来令人慨叹不已。小说中的白河镇只是社会的一角。白河镇所发生的各种诡异事件，看似是生动的演绎、精致的构思，是那个年代包括“牛鬼蛇神”在内的各色人等的捉弄；而脱开具体人事，抽象看，又何尝不是人性及其人和历史的文化根性使然。“白河镇”应该是江淮间的一个小镇，地域特色鲜明。而小镇所发生的一切，无疑有着那个年代的社会普遍性。从故事看，无论是渔人二秃、地痞大胡子、造反派傅大学、武卫东；还是开明士绅韩伯之、基层官员魏承祁……都有着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影子。这些人物的反叛与顺从、奸诈与善良、可怜与可恨、欺骗与忠诚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而这种印记像病毒一样浸袭和漫衍着，给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留下了一道裂痕。
我一般不太看类似的文学作品，因为每每看后都会让我不得安生；而看了，在这不安生的过程中，又生出许多感悟，其中最深刻的便是对人生的珍爱，对人文价值的渴盼，对人性回归的期冀。文学的魅力之一应该是唤醒时代，而不是撕裂一个时代。我相信，当我们认真读懂《白河逝水》，我们是会燃烧起希望之火的；那火光中闪烁的不仅有“伯之学校”和“玉兰敬老院”这样的文化符号，还有重新奏响在“伯园”上空的笃志小学堂的校歌。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白河逝水》写的应该是悲剧，特别是富有人文情怀的韩政卿的死。我也常常用自己的作品去哭，去笑，去骂，去颂，去叹，去悲。我之最爱，是用我喜欢的幽默和风趣，讴歌青年男女冲破羁绊，追求自由人生；也用悲的笔调揭露过黑暗，批判过人性的弱点……无论悲和喜，我都希望读者能体悟到“人”的矛盾——灵与肉的本能冲突；体悟到金钱和权力对人性的噬啮，体悟到“群体”对“个体”的压抑，从而体悟并鼓起生命的张力。
《白河逝水》也是这样。它不仅反映了“人”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这种矛盾冲突所基于的社会、文化根源；不仅描述了人性之恶被激活后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摧残，而且在对这种恶及其种种恶果有着深刻洞悉之后，依然对人类的正义和尊严的前景葆有理想主义的期许。这才是作品主题的深刻所在。
我最近一部新作《文化之根》已经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我的作品更多的是用理性的逻辑去思考人性，思考文化的根脉。中华民族文化根基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理念和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更多的具有“亲情文化”特色。
历史上有一个“鞭打芦花”的故事。世传闵子骞8岁丧母，父续娶后妻姚氏，生闵革、闵蒙二子。继母疼爱自己亲生儿子，对幼小的子骞横加虐待，但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临年底，父亲驱牛车外出访友，命三子随从，子骞赶车，行至村外，天气骤变，寒风刺骨，子骞战栗不已，手指冻僵，将牛缰绳和牛鞭滑落于地，牛车翻倒在路边。其父以为闵子骞懒惰，拾起牛鞭，怒抽子骞。不料鞭落处绽露出芦花，饥寒交迫的闵子骞晕倒在雪地里。其父撕开闵革、闵蒙的棉衣，见尽是丝絮，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后妻虐待闵子骞。返回家中，其父举鞭抽打后妻并写下休书。苏醒后的闵子骞却哀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他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继母深受感动，痛改前非。孔子听说以后，对闵子骞极力赞赏：“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间”（朱熹《论语集注》）。现在安徽省萧县杜楼镇还有全国村名最长的“鞭打芦花车牛返村”，据说就是当年的“鞭打芦花处”。闵子骞后投师孔门，因家贫交不起束修（干肉），仅奉上精心酿制的佳酿。同学嗤笑之：“曹溪之水，怎能抵得上束修？”孔子闻言曰：“闵子骞千里求学，精神可嘉，虽是曹溪一滴，远胜束修百条。”这个故事是古代中国的忠孝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一个缩影。
文化根基植根于民族沃土，潜移默化，滴水石穿，无处不在。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标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积淀和精神记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从多方面显示自己的民族特征，如语言文字、宗教伦理、风俗习惯、艺术技能。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数千年来，是什么让炎黄子孙香火不断？是文化，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是什么在今天把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联结在一起，把十三亿中国人凝聚在一起？是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文化，是流淌在民族生命体内的中华文化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她关乎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关乎民族的追求和幸福；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一个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必须具有的文化担当。
《白河逝水》描写了自清末以来大半个世纪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这其中，有底层社会善与恶、正与邪、高尚与猥琐的纠缠，有人性的成长和畸变，有特定时代的愚昧、狂热、荒唐以及这个时代对人、人性，对文化、文明的摧残……但是，当我们读到作品的尾声，看到故事的结局，作者并不止于对这种风云激荡的描述，并未埋下摧残之后的仇恨与复仇；而是曾被损害的人性的修复，曾被撕裂的社会的弥合，曾如“逝水”般流过的河床里留下的亲情、爱情、友情；还有狂热之后的清醒、畸变的灵魂的自我救赎等等。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人性、人情，这些深植于世间底层的文化根脉，正是中华文化绵绵不绝的源泉。穆达先生以这种文化担当写出这部小说，来表达对那段沉痛历史的记忆、关注和某些思考，是积极的、向善的。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富有深刻文化内涵，又极具可读性的小说，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应该受到褒扬。
《白河逝水》中“我”的外公——一个怀有启蒙思想的旧式文人，在经历启蒙失败和看到传统文化的式微后，曾反复吟咏：千古风流听逝水，一生襟抱与空山。他是失落的，悲悯的。他没有看到，文化亦如河流，有起伏，有曲折，但总要向前。而今日之中华文化，植根于蓬勃生长的土壤，正向着远方，流向远方的山涧，汇入蔚蓝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