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手绘
董鼎山、董乐山兄弟俩合影照。
《幻想的地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1947年8月由上海的正风文化出版社初版。作者令狐彗。这个初版其实就是绝版，印数不详。令狐彗今人多已不知，当年，却是上海滩受到青年男女欢迎的新进作家。作品多发表于《万象》、《幸福》一类杂志。
令狐彗不是别人，就是2015年岁末去世的董鼎山。
《幻想的地土》是董鼎山的第一本书，也应该是惟一的一本小说集。书中收入六个短篇，写作时间从1944年的1月到1947年的1月。就在此书出版的次月，董鼎山赴美留学，一去三十三年，直到1979年才回到中国探亲。此时，他的父母均已亡故，可探的只有兄弟（妹）了。他上有一位兄长，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大弟与他年龄相差两岁，自幼及长，关系最好，叫董乐山，是中国翻译界的强手，翻译了多种西方书籍，大约“文革”后77、78、79“新三届”一代的读书人鲜有没读过其作品的。
董鼎山、董乐山昆仲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推窗者。所不同的是一个从外往里推，一个从里往外推。角度不同，风景虽可能是同一片，但终究在视觉重点上，是有所相异的。
董鼎山自述与董乐山关系最近，不仅是年龄相近，而且都爱好写作，都成名于1940年代中期的上海，两人还前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可见当时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学习的圈子。大约除了董乐山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除外。
在董氏兄弟各自的回忆中，他们两人的处女作都是由柯灵（1909-2000）编发在《大美晚报》的副刊《浅草》上的。董鼎山发表的，是以笔名“坚卫”写于义乌新开中学的一篇散文《铃声》。董乐山则是以“田禾”为笔名写的短诗。但两人的回忆都有小小的错误，《浅草》是《大美报》的副刊。
柯灵在1939年12月1日《浅草》发刊词中说：“我们不菲薄自己，明白一支笔在这时代还应当有它的用处；却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担当不起大刀阔斧的挥舞。我们只想老老实实，下一点播种耕耘的工夫。即或是无力的一锄一犁，仅能教瓦砾中开一朵野花，磐石下添一抹绿色，甚至是颓墙边抽几根荆莽，说明地下并不少蓬勃的生意。”《浅草》的作者，很多是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如：何为、宛宛（黄裳）、坚卫（董鼎山）、刘以鬯、坦克（晓歌）、沈其佩（沈毓刚）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后一直活跃在文坛，也一直感念柯灵。
至于董鼎山对柯灵的感激之情，可以通过他本人不厌其烦重复的一句话所表达：当年，他们是孤岛时期“柯灵麾下的一群小喽啰”。
董鼎山把自己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赴美出国这一阶段，即1945年8月至1947年8月视为一生“生活最愉快”的时期。此时他经杨复东（笔名钟子芒，1922—1978）介绍进入《辛报》工作，负责国际译写版，并在杨复东负责的文艺版上开设了《世纪末小品》的专栏，专门叙写“中上阶级家庭大学生社交生活情况”，始用“令狐彗”笔名，因该栏目受到欢迎，遂以此笔名继续写短篇小说。
“令狐彗”的笔名已经很标新立异，但比这名字更怪的，是一个叫“东方蝃蝀”（音dì dòng）的。出现在同时，但成名稍晚一步。这个东方蝃蝀是李君维（1922—2015）的笔名。他与董鼎山有“三同”：同年出生（1922年）、宁波同乡、圣约翰同级同学，但奇怪的是，他与董鼎山认识却晚于董乐山。他晚年自述：我最早是认识董乐山，上课的时候，他坐在我后排，我坐在前排，我带了一本书，大概是《维多利亚传》，是卞之琳翻译的。我上课以后偷偷看，他在后排看见了，问我借来看，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他哥哥董鼎山。
晚年的李君维，写过一篇《董鼎山其人其文》的短文，可能因为写得较早（1984年），文字相对拘谨，远没有另一篇《且说炎樱》写得生动精彩。炎樱是张爱玲的密友，两人是同时从香港大学转学进入圣约翰的。说起来，炎樱和张爱玲、董氏兄弟、李君维之间，有着同学之谊。相比董鼎山，李君维对乃弟评价似乎更高一些，但未留下文字，原因是“太熟了”，不知如何下笔。
我手头的这一册《幻想的地土》，有一处因为小错，或成小趣，即在书的最后，有着两页完全相同的版权页。这应该是装订的失误，使得这一册，变得独特。
阅读版权页，除了著作人外，发行者：正风文化服务社，出版者：正风文化出版社（地址：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四三七号，电话是三五六七0号），印刷者：正风印刷公司（地址、电话均同前）。没有发行人的名字，甚至在定价上，也是空白的。
在《幸福》杂志一则广告上，有着那本书版权页外的信息：“全书约七万字，售价一万元，精制本版一万五千元。”发行人也应该是有的，但缘何未印上，原因不详。或许是有难以言表的苦衷也未可知。董鼎山在各种回忆中，写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只是说是由朋友介绍到朋友的出版社的。但前一个朋友是谁？后一个朋友是谁？没写。
前一个朋友是沈寂（1924-2016），当时是《幸福》杂志的主编，也是“令狐彗”的重要推手。他回忆：令狐彗《幻想的地土》、东方蝃蝀《绅士淑女图》、马博良《第一理想树》几本书，都是经他一手编成的。后一个朋友，有点难度。但在沈寂回忆中，也找到了，他是正风出版社的经理丁基。但蹊跷的是，在同一时期，即在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四三七号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叫大众出版社的出版机构，大众出版社印行了沈寂《红森林》、施济美《凤仪园》、石琪《豹子酒》等等。以大众名义出版的书，版权页上的发行人均为丁基。而以正风文化出版社的那几种书，发行人则一概阙如。为什么不以同一个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确乎有些费解。
正风出版社当然是有老板的，叫陈汝言，江苏太仓人，声名不彰。钩沉之后，稍有所得，还有点意思，不妨费点笔墨。
1947年初，读书出版社重印出版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经理黄洛峰向愿意承担南京发行预订的陈汝言授意，拟在国民党机关报纸《中央日报》上刊登《资本论》的广告。为减少环节，以免麻烦，还事先由范用根据该报广告形制设计好版式，并打好纸型，连同广告费60万元交由陈汝言带到南京。此后的过程有惊无险，1947年2月20日，在《中央日报》头版，紧靠报头的左侧，一则几乎是“石破天惊”的广告赫然面世。
广告上，不仅具备广告所有的各种要素，还加上了“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等词句。可以想象这一则小小的广告在南京掀起的风波。在有的文章中，还绘声绘色描述了蒋介石一早拿起当日《中央日报》的气急败坏的各种反应。不知其出处何在，不引也罢。
当年2月，让老蒋胸闷的事情确实很多，近的如山东，就在20日开始的莱芜战役，粟裕指挥的华野在三天内，就干掉了国军7个师5.6万余人。远的如台湾，28日爆发了“二二八事件”。不知道喜欢写日记的蒋，在当月写下了如何的文字。曾任他贴身侍卫官的郝伯村，在《郝伯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书中，写下一句点评：“一九四七年二月是蒋公不幸的一个月。”
另，当日《资本论》的广告位置是该报的最佳位置，盖其醒目也。当然也最贵，报头下即有刊例：“二十字阔二十五字高每天刊费十二万元”，所以，陈老板除了从黄经理交给的六万元，还填补了六万元。
1947年的9月7日，董鼎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上海。临行前，朋友们给他举办告别派对，地点就在李君维宽大的家中。董鼎山向朋友们一一赠送了刚出版的《幻想的地土》，“只留下一本带到美国去”，这一本，不久便赠送给了密苏里大学的教授。
李君维当年有“男版张爱玲”之称，《幸福》杂志的读者信箱曾专门回复读者：“东方蝃蝀并非张爱玲”。董鼎山的“令狐彗文字”也有评论者把他喻为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音”。今天，若要客观评价，不管说张爱玲一路的小说是否确是“新鸳蝴派”，至少在“令狐彗”的小说中，几乎都是痴男怨女，看不到任何的时代跌宕。要知道，他创作活跃的时期，正是上海沦陷的后期和国共内战的初期。
为了欢送令狐彗，《幸福》杂志不吝版面，在当月出版的第八期上专门发了纪念小辑，含有1、告别《幸福》读者（令狐彗）；2、记令狐彗（钟子芒）；3、与令狐彗一席谈（上官牧）；4、谈《幻想的地土》（汪波）。
在正值青春的令狐彗的定义中，幻想的地土是空间概念上的，他在《幻想的地土》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写道：“走的远远的，像那月亮一样的遥远。那幻想的幸福地土去。”但行将告别了，又难舍难分，董鼎山在写于1947年9月6日的告别小文中，一再表示自己的留恋之情，最后一句是：“我祝福这些朋友们，我爱他们！”自此，那一时段的这一块土地，成了他去国之后乡愁的原点，他毕生念念不忘。也许，只有人到晚年，董鼎山才会知道，幻想的地土不仅存在于空间之遥，更存在于时间之遥。对幻想的地土，遥望、遥望，惟有遥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