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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成了舞台银幕的主人公

2017年04月28日 07:40:50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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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华

  1954年,北京西郊的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以青年工人张百发为队长的青年突击队。老舍先生深入工地,并为青年突击队员们的干劲所感动,创作了话剧《青年突击队》。1956年,以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为原型创作的话剧《青年突击队》公演……

  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劳动模范李瑞环先进事迹为素材改编拍摄的故事片《青年鲁班》在全国上映,受到广泛好评。《青年鲁班》由电影大师史东山之子史大千编导,剧本初稿定名《我的爱人》,第二稿改名《双喜临门》。影片公映前,关于这部影片的名字,北影厂拟了几个方案报文化部,最后由夏衍定名为《青年鲁班》……

  以张百发为原型——

  老舍创作《青年突击队》

  1954年,北京西郊的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以青年工人张百发为队长的青年突击队。老舍参观了这个工地,访问了工人和干部。1955年2月,老舍动笔写《青年突击队》,描写青年突击队在建筑工地上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个剧本从搜集材料到初稿完成,老舍始终和工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跟他们交心,给他们朗读剧稿,请他们提意见。星期日,工人们还到老舍家中讨论一整天。老舍说:“跟工人们接触,给了我很大的愉快。我喜欢老师傅们的稳健老成,也喜欢青年们的活泼热烈,他们切盼我能把这个剧本写成,所以无微不至地帮助我。”1955年6月24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突击队》剧组建组。于是之饰演青年突击队队长刘海清,郑榕饰演工地党支部书记。

  6月30日,老舍到剧组谈剧本。于是之回忆:“老舍跟我们研究剧本,他突然发问:‘这篇稿你们看书记写得像不像?我不懂,我是按照我们文联的一位党员写的,你们看看,行不行?’”郑榕回忆:老舍读剧本时,有几段台词几乎是喊出来的——

  广播员:同志们!同志们!上半天,刘海清突击队的质量好,进度最快,大家全得加油,向他们看齐!抹灰工人又发明一个新工具,弹簧抹灰器,我们庆祝他们又一次的胜利!

  众:(在楼上、楼内欢呼)呼啦!呼啦!

  “呼啦”即俄语的“乌拉”。老舍剧本中描写的建筑工地是正在建设中的苏联展览馆(后改名北京展览馆)。对于老舍的剧本,于是之在给夫人李曼宜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接受了新任务,在《青年突击队》中,我演队长。作家注:‘二十四岁,瓦工,党员。勇敢、谦虚,富劳动热情,也肯动脑筋。’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剧本中写得最概念的人。”刘海清是《青年突击队》的主角,出场次数多,但“戏少”。于是之说:“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因为吕若冰尽管只在台上做了捡钉子、送通知两件小事,却能叫观众对那样的干部引起很多想象,演员也有的可琢磨”。

  北京人艺编剧蓝荫海当年也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他对剧本中这样一个细节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写工人干活如何找窍门:刷洋灰地的时候,只用一把刷子,刷着刷着,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双手,拿两把刷子一齐来呢?刷着刷着,又想:为什么不一双手拿两把刷子?刷着刷着,又想起来:为什么不四把刷子拼在一块儿呢?可四把刷子怎么拿呢?有啦,干吗不安个把儿,推呢?这么一来,不是又快又省劲儿吗?”

  《青年突击队》剧本从初稿到定稿,反复修改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剧院请劳动模范、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作报告,让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1956年2月20日,《青年突击队》公演。当时,青年突击队这个新生事物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尚未推广普及,老舍的笔墨走在了生活的前面。老舍说:“我热爱今天的一切,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

  以李瑞环为原型——

  北影拍摄《青年鲁班》

  1960年,北影厂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红旗飘扬》,报道了北京各行各业先进工作者的事迹。有一组镜头记录了青年突击队队长李瑞环,为了加快工程速度,不甘心沿袭中国传统建筑行业流传下来的先“放大样”、再建实体的老办法,改用数学计算方法,直接进入实体施工的先进手段。史大千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他在采访中了解到,李瑞环在解放初只有初小文化,靠自学达到了大学水平,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第一代知识分子。史大千被“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个新颖的主题所吸引,在拍完纪录片后,主动要求到李瑞环所在的青年突击队工地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史大千回忆:“有一次,我参加青年突击队和另一队的‘比武赛’。比武前一天晚上,突击队队长李瑞环给大家部署了‘作战方案’,他已经侦察好了作战阵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他说:‘要打一次歼灭战,用科学的办法预制天花板的板条。’第二天,青年突击队与另一队同时进入阵地。另一队站在脚手架上,拿着一根根的板条,仰着脖子往上钉,而青年突击队的队员却排成一字阵站在地上,预先算好尺寸,把板条一块一块先钉好,然后用铅丝往上一拉,大钉子一钉就齐了,比另一队既快又好。另一队的人很佩服李瑞环,称赞他:‘脑子好使,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为什么李瑞环带领的青年突击队能得到好的成绩,是李瑞环比别人聪明吗?在一个下雪天的早晨,史大千解开了这个谜,并把看到的细节写进了剧本初稿《我的爱人》:“路灯下,李三辈站在雪地上背诵着公式。技术员小秦推着自行车走进工地大门。她忽然站定望着前方。李三辈踏雪往前走。小秦转头发现雪地里,脚印处落着一张纸,纸条上写满了物理学公式。小秦感动地望着远去的李三辈。”剧本中的李三辈,原型就是李瑞环。李三辈的成长故事,大部分取材于李瑞环的先进事迹,也有一些情节是虚构的,比如李三辈身边出现小秦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爱人。为什么要在剧本中加入爱情故事?史大千说:“主要目的是想更深刻地体现‘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一主题。同时还有一个艺术上的企图:是想通过秦淑贞对李三辈逐渐理解的这一特殊角度来描写李三辈这一代青年工人的成长。”剧本初稿从小秦的旁白开始进入剧情:“这项革新成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相爱的过程……”

  《我的爱人》剧本初稿完成后,史大千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剧本主题好,有潜力可挖,希望继续修改;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故事再努力也写不好,把革新表现在银幕上再艺术也不会动人。在支持修改的同志中又有两种看法,有同志主张把恋爱的故事作前景,大大地展开,这样更‘有戏’。更多的同志主张从原素材出发,要突出革新这条线。北影厂厂长汪洋和副厂长田方鼓励史大千继续深入生活,并对剧本提出了具体意见。于是,史大千再次到青年突击队工地。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与工地党委和工人们反复研究,完成了剧本的第二稿。第二稿依然从小秦的旁白开始进入剧情:常言说山高比不过泰山,手巧赛不过鲁班。可在我们新社会却有着很多很多的鲁班,我所要讲的只是千千万万当中的一个。故事要从1954年讲起……”

  剧本第二稿在北影厂讨论时,引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关注。夏衍认为这个剧本既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题材,又是反映北京市的新人新事,应该集中力量把这部戏拍好。陈荒煤召集汪洋、田方、史大千和摄制组主创人员谈对剧本的意见。陈荒煤主要谈的是剧本中恋爱的问题,认为二稿中把技术员和工人互助、恋爱这条线删减得太多了,要写就要把它写好,不要躲闪。

  根据陈荒煤的意见,史大千又把劳动与恋爱这两条线结合起来,重写了两次分镜头剧本,剧本改名《双喜临门》。定稿后的剧本,尽管爱情线索被置于后景,但北海游园一场戏还是展现了青年鲁班与女技术员美好的爱情:吴大姐和小秦来到北海公园,小秦坐下拿出毛袜,吴大姐回过身来:“小秦,你不是说今天游园不织活吗?”小秦:“等着穿哪!”吴大姐:“谁等着穿呢?”小秦笑而不答。这时,传来胖子的喊声:“秦老师。”胖子和三辈走到小秦面前。胖子:“请你给我们参加个义务劳动。”小秦:“义务劳动?”三辈:“这首歌词我们写不下去了,请您帮下忙吧!”吴大姐有意招呼小胖离去。小秦:“这样吧,今天晚上,我给你改,好吗?”三辈:“好,那我先走了!”小秦:“你等一等!”三辈转过身来,小秦掏出一包东西:“天快冷了,给你!”三辈接过刚要打开看,被小秦阻止:“呆会儿再看!”说完含羞跑去。三辈打开欣喜地边走边看。胖子在树后等着三辈:“三辈,什么好东西藏着掖着的?瞧瞧!”三辈:“没……没什么!”胖子抢过毛袜笑着说:“老师连这都管……”

  1963年,《双喜临门》投入拍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大三学生毕鉴昌饰演李三辈,青年演员李长乐饰演女技术员小秦。第一次拍摄用了两个半月,修改和进行补拍又用了两个半月。影片完成后,夏衍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审查了样片。夏衍表示可以放映,但提出谈恋爱的镜头还是再剪掉一些好。刘仁同意夏衍的意见,对影片很满意。然而,样片送中宣部审查时发生了问题,有人认为:“戏里青年鲁班与女大学生有恋爱关系,必须剪掉。”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宣部的这个意见最终没有落实,因此影片中北海游园等几段富有人情味的爱情戏在公映时没有剪掉。关于影片的片名,夏衍根据北影厂上报的几个方案,最终定名为《青年鲁班》。

[责任编辑: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