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外务部迎宾馆东大门
■王密林
漫步在东城的外交部街，就如同在品赏一幅工笔绘制的北京历史画卷。这条在元代已现雏形的街巷，长虽不过 700米，但历经800年的沧桑，无数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篇章。其中33号院的过往烟云，无疑是最为华丽的章节：这里在清末是外务部迎宾馆，民国初年的外交部和新中国的外交部也曾设立于此，它还是民国北洋政府的第一个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1912年）来京进行国事活动，也曾下榻于此，并在这里会晤了各界人士，成就了民国史上的一段佳话。
袁世凯复出后在此谋划
外交部街原称“石大人胡同”，因明朝将领、“夺门之变”的主角石亨的府第在此而得名。石亨的府第建于1456年，占据了胡同北侧约四分之一的地段。然而好景不长，1460年石亨即以图谋不轨罪下狱死，这座壮丽不逊王府的宅第被没收归官。后此宅相继成为咸宁侯仇鸾、成国公朱庚、驸马冉兴让府第。冉驸马在此筑园，取名“宜园”，是当时东城八大名园之一。明末至清代，宜园变成铸造钱币的工部宝源局。
1907年，清政府为招待来华访问的德国皇太子，特命外务部将已废弃的宝源局旧址改建为迎宾馆，“特聘美国人坚利逊承包西洋式迎宾馆的修建”。坚利逊就是北京近代建设史上颇有些名气的詹美生，他是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20世纪初来华，在北京开设詹美生洋行，1907年被清政府聘为外务部监理工程司和建筑师。
外务部迎宾馆于1910年建成，现存的33号院“洋风”十足的东大门，就是出自詹美生的手笔。当时的迎宾馆是清末所建最豪华、质量最好、也是最地道的西式风格楼房。整个建筑造型雄伟，“高楼巍巍，耸入云际。庭前碧柳垂阴，芳草宜人。浓阴深处，参列铜制鹿马数具，洵佳境也”。然而，计划中的德国皇太子的访问并未成行，1911年11月13日，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将内阁设在迎宾馆内，在这里谋划南北议和及逼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成功，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并对国民作出郑重承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6日下午，在迎宾馆官邸内，袁世凯命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蔡廷干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然而，正如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的：“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迎宾馆主楼礼堂内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据《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所记：“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袁世凯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了誓词，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就职典礼看似庄重，然而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发现，袁世凯“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在穿着西式大礼服、神情庄重的各部总长和段祺瑞等“军装整齐，神态严肃”的军官的簇拥下显得十分不协调。典礼后，袁世凯对一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狂笑不已。这一倨傲的表现，为日后袁世凯最终背弃了自己对四万万国民的承诺，走上背叛民国、帝制自为的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北上时曾居于此
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南北统一初步告成。袁世凯即多次邀请孙中山先生入京共商国是，尤其在政府与国会屡起冲突，内阁不稳的情况下，更是敦请中山先生北上。1912年8月18日，中山先生抱着疏通南北感情、“融合意见”的良好愿望，由上海启程赴京。在此之前的7月，为表示礼让，袁世凯将总统府迁往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将迎宾馆作为中山先生在京的居所。北京政府遵照袁的指示，郑重其事，一切布置整整齐齐，结彩悬灯，铺张扬厉。24日，中山先生抵达北京。袁世凯派代总理赵秉钧等大员到前门车站迎接，还有大批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以壮观瞻，并特命开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正阳门，使用自己乘坐的朱漆金轮马车，饰以黄缎，迎接孙中山先生至迎宾馆下榻。北京市民塞巷填街，政学绅商军警各界排班列队，鼓舞欢腾，争睹共和伟人的风采，中山先生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实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事。
当晚袁世凯即派人迎接中山先生至总统府参加欢迎宴会，并亲至大门口相迎。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在会谈中，中山先生对国家的美好未来充满憧憬，他说：“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两人谈到半夜，这才告别。
26日袁世凯至迎宾馆回拜。27日袁世凯在迎宾馆为中山先生举行盛大的宴会，到场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冂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席间的融洽氛围被北洋军官所破坏，“西南角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了起来，在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呼喝乱骂”。带头闹事的是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他想等中山先生或随员起而反驳，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一番，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山先生还是从容如常，始终没加理睬，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等也不理会。军官们闹了半个小时左右，自觉没趣，也就消停了。
中山先生在北京的25天里，分别在迎宾馆和总统府与袁世凯长谈共计13次，谈话时间多为自下午4点至晚上10点或12点，有时甚至延长至翌日凌晨2点。多数会谈只限孙、袁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内容都是国家大政、中外情形，如内阁、土地、实业、军队、外交、迁都、党争、对外借款等事务。中山先生还坦诚相告，支持袁世凯做10年（两届）大总统。还多次公开劝诫国民党人破除党界，勿争意见，与政府保持一致，和衷共济。这段时间里，迎宾馆中外宾客云集，中山先生在这里接见、会晤各国公使、政府官员、绅商、记者、平民，日夜操劳，释疑化怨。
外交部迁到此办公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先生主动去醇亲王府会晤不久前还势同水火的敌人——前清摄政王载沣。中山先生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本是以御弟的身份去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中山先生还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他说：“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极其难能可贵，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载沣深受感动，认为“前嫌亦可化解矣”。次日，载沣即到迎宾馆回拜。中山先生还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载沣在清帝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常常把报纸上中山先生的照片挖去眼睛以泄愤，但这次会晤后，他一直郑重地将这张照片摆放在书房正面的书桌上，直至他去世。
经过中山先生的努力调解，组阁危机彻底化解，政局得以稳定。经四巨头（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的同意，发布了“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政纲的公布，无疑满足了民众对于和平建国的热切期望，英国《旁观者》报发表驻北京记者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 社会上呈现出一派莺歌燕舞、和谐融洽的景象。中山先生民国元年的北京之行，展现了他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坦诚豁达的君子之风。
9月18日，中山先生离京后，原在东堂子胡同的外交部迁入迎宾馆，“石大人胡同”变成了“外交部街”。1916年，迎宾馆西侧的双忠祠并入外交部，在其址新建一座西洋风格大楼，称为西楼，通过天桥与原先建成的东楼相连。原双忠祠的大门左右各添建了三间耳房，作为外交部西边的大门。这座大门是面阔三间、黑琉璃瓦硬山顶的中式建筑，与西洋风格的东大门相映成趣。北伐战争后，国都南迁，此处成为外交部的档案保管处。日伪时期，伪“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设于此。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为傅作义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部。1949年后，新中国的外交部仍设于此，直至1966年。此后，原址改为仓库。从1974年起，院内建筑全部被拆除，建成了外交部宿舍楼群，只剩下两座大门幸存。但中式大门被堵死，改为外交部宿舍管理人员休息室及储物间使用至今。西式大门曾被加装门窗和楼梯，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前石狮被移到钓鱼台国宾馆。2004年西式大门得到修复，门口且新制了两座石狮，继续见证着这段不凡的历史。